这次真要盖房（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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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的第三天，建亚哥找人出树，五棵杨树卖了一千五百元，直接买十条烟放到树功家里，打地基、上房梁，都要给工人每人一盒烟，也就是每次两条烟，其余的随时招呼抬东西的、干零活的，总之，大家都知你全家在外工作，不能出手不大方叫人笑话。我说：这都是小事，你几个就看着办吧，我不懂家里的规矩，有什么想不到的，你们及时提醒。
关于树的价格，我没有什么概念，得知五棵大杨树只值一千多，也很意外。我问丈夫：你猜一棵长了十几年的大杨树能卖多少钱？他一头雾水，说：一万？我说：这是农村真实价格，不是城市里吃回扣的单位采购。农民产出的一切都不值钱，就像一斤小麦只值一瓶水一样，在平原上随处可见的杨树，竟也是如此廉价。
我一个表哥曾说：你叔回村为啥不受欢迎？就是因为太小气了。农村人见你们外面工作的人回来，都想沾一点，你叫人家一点好处都沾不上，大家就不喜欢你，你办啥事都有人出来捣乱，该顺当办成的也叫你办不成。
过了两天，建亚哥跟我视频通话，说他到了外村一个盖房工地上，看到这里的土，是那种灰黑色的细末末，这是人工造的土，拿建筑垃圾粉碎后，再掺少量真土，看起来好像是土，但没有土应有的黏性，比真土便宜很多，也有人家在用，只是质量堪忧。我说，不要这种，只要真土。
建亚哥在每一个东西的价钱关口和质量样貌上，都要视频或者语音通话，告知我价格和质量等级，让我决定用哪一个。我每次都装模作样地说：嗯，不错，挺好，用货真价实的那个。其实我哪里懂得这些，连名字都叫不全，连盖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什么划线、地基、圈梁、六十墙、五十墙、二十四墙这些名词也搞不清，我差不多只会说四个字：保证质量。
阴历二月二十三的下午，我和哥哥乘高铁到达漯河，让我大舅的孙子来接，先去他家里看望我大妗，再去他二爷家里看望我二舅。建亚哥的电话打来几遍，催着尽快回来，他们已经在宅子那里，按我前几天发回的图纸拉好了线，只等着我们回去最后确认，明早就划线挖地基了。舅家大表哥也一同前往，几人驱车疾速回到大周，见他们几个蹲在那片地上，果真已经砖头白线到位，拉出了两室一厅的形状。我心里很是感动，他们比我们自己还要操心，各种细节都能想到，为我们这外行层层把关，说明各种情况，又让我们主家来做决定。最终确定完，已经五点多了，建亚哥不得已推迟了喂牛时间。本说的今晚请大家吃饭也改到明天了，因为他喂牛要两三个小时。
被重重脚步踩踏得凌乱的地上还有一些没有拔掉的小蒜苗、几棵绿油油的小菠菜。我问树功：这都不要了吗？树功说：家里还有几堆，都吃不完，你还要它干啥。可怜这些蒜苗菠菜，明天随着机器进入，便被永远埋入地下。
第二天清早，哥哥骑树功的电动车去王曲集上买肉，回来煮了，开工前给土地爷烧纸上供，燃放鞭炮，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他昨晚问我们：是不是把车存放在王曲村头？我和树功哈哈大笑，说：你可直接骑到卖肉的案子跟前，因为王曲现在没有集了，街里连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肉案子，摆在十字路口。哥哥大为吃惊，想不到他心目中喧闹的王曲集现在是这样子。
哥哥住在老院，我住在西边周娇家里。清早，我正在洗漱，听到西边传来鞭炮声，难道今天西头也有人盖房？收拾好出门向东，见挖掘机已经在挖地基，原来刚才的鞭炮声就是这里，却不知为何声音由西边而来，可能是长街里的回声吧。
李家表哥指挥，挖掘机挖出宽宽的地基，建亚哥拿尺子量深度，要够一米才行，然后电夯机进入打夯。
理洪哥特意穿一件崭新的蓝色中山装，推着他的小座椅，来到正在盖房的地方，走近我说：要不，咱把协议签一下？我说：好啊，那我去村室电脑上写个协议？他说：不用，就用你哥八年前带回来的那个。于是从座椅的后袋里拿出两张打印纸和一支签字笔，果然是2015年5月打印好的。那时我哥带着这两份协议，从西安专门回到大周找他签字，他始终不签，因为不同意我们盖房；前几天他也说不用签，因为他同意我们盖房。可能是想了几天，也或者有人提醒，觉得还是有个协议为好。于是我叫过哥哥，他二人趴在街边的墙上，分别签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一切都可机械化，各种原材料供应，一个电话就来，卸在路边，重活不需要人力，人只是忙于砌砖。也不用管饭，他们自己掌握时间半天干完回家吃饭。但垒地基的这天，天气预报下午有雨，需要赶在雨前将地基垒好，圈梁打起，那么就会推后吃饭时间，这种情况主家要管饭的。这也好说，建亚哥给村后饭店打电话，订了将近二十份大碗烩面。钢筋运来扔在地上，水泥搅拌机开来，夹板送到，总之也是全套设施，一个电话招之即来。在这个风雨欲来的寒冷上午，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小小工地，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局面。大家配合默契，井然有序，语言也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调线的，砌砖的，运送水泥的，各行其是，忙而不乱。李家表哥用粪耙在地基墙上比着距离窝钢筋，仿佛这是小小建房工程的核心技术和重要项目，需要他这个领头人出手。这十多个人，以李家表哥和建亚的表哥为头，为着这两万多元收入的小工程在忙碌，将来到手的钱平分，每个人也就是一千多，听起来不多，可这只是他们团队众多项目中的一个，方圆几里地的村庄，还有着这个那个、这家那家的房子要盖，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上午在大周，下午又不知跑到哪里。因为房子进程各个工序之间要有停留和等待，等待水泥凝固，等待地面被水一遍遍浇淹渗透，比如圈梁打好之后要停五六天才能垒墙，墙体建起之后要等十多天才能上顶板。这就需要李家表哥来调度布局，每天每晌都有活干，不使光阴虚度。只要有钱，他们指哪儿打哪儿。他们也不知道今年春天，为何一下子盖房的人多了起来，他们只需要看顾好自家身体，不要有闪失，不要受人身伤害而耽误挣钱。我家这小小房屋，又是罕有的内高“不能超过三米二”，在他们手下，跟玩儿一样，一切行云流水，在已经开始滴雨的冷风中进行。而树功正在自家屋顶，拿铁丝捆绑摄像头，需要连接我的手机。我和一个年轻人在屋里用我手机下载、调试、设置密码。待一切弄好，我看到镜头里，圈梁已经完工，所有车辆和人员消失，完全没有半小时前的热闹场景，他们此时，定是在村后饭店里吃大碗烩面。我在雨中来到现场，用手指触摸圈梁里刚灌注好的水泥，轻轻一按一个小窝，它们在雨水之中开始凝固，耐心等待成为另一种形态。
午后树功开车，我们送哥哥到临颍车站，他乘坐K226回西安。下午四五点，雨水变成了大雪。我在周娇家里，冷得没有办法，只能坐进被窝，打开手机上的监控，看到那片地方被雪花覆盖，挖出的土堆成为一座小雪山，树功的汽车停在路边，盖着一层厚雪。亚军操心丈夫回来路上是否受冷，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回来了，住在县里的房子吧。丈夫说已经在路上了。不一时到家，即使穿着雨衣，身上也淋湿了很多。晚饭后，我先去厨房接了自来水，回到屋里烧热，再端着去往院子角落的洗漱间，走得小心翼翼，防止滑倒，但见这一对爷爷奶奶夫妻二人弄了一大盆热水坐在廊檐下泡脚，淡黄色灯光，大雪纷飞，盆里冒着的腾腾热气在寒风中飘舞，旁边一桶从后院婆婆那里打来的热水，等着往盆里续，倒是挺生动的场景。我对亚军说：看看，这下体会到卫生间不在屋里的麻烦了吧。亚军说：我说了不算啊，咱这儿不兴卫生间放在屋里，有气味。
周冲盖房，成为全村皆知的事，地基摆在那里，每个人走过，都要扭头看看，骑电动车的，开电三轮的，走路的，都停下来，评论指导一番；坐轮椅的，也由家里人推着，来看工程的进度。一个妇女领着孙子每天前来观看，不时发表意见。我说大门里面要放一块石头，她说：石头不好，要做照壁、贴瓷砖，像献东家那样，毛主席站那儿挥手，多好看。我说室内三米高度足够，她说：三米不中，要三米六以上才气派。
当初核价时候，我就决定房子不要盖得太高，铺好地砖后屋内地面到屋顶三米即可。我这一想法得到大周人一致反对和嘲笑。西头一个人，是我哥同学，找来我哥手机号专门打给他，说三米绝对不中，三米那就不是房子，你不看咱们村，一家比一家高，你家那地方，左右和前面都高，你们太低了不好看。哥哥本来也同意三米，叫他这样一说，改变主意，也要高一些。我说：我们再高，也高不过人家，咱又不在家生活，跟人家攀比高度干啥，房子是咱住不是他们住，也不是为了站在街里看，为啥要听他们的？非要高过别人，然后再吊个顶，那是图啥？
一时村里人传开，周冲要盖一个三米高的房子，好像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断有人来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不能三米，理由是咱家里没有盖成三米的。我说：我就盖成三米又能怎样？树功说：只有五保户的房子是三米。我说：那我就是五保户好了。树功说我抬杠。我说：我抬啥杠了，我只问你一句，房子是你们住还是我们住？树功说：那你随便吧，不管你了。
我明白建亚、树功的意思，地球人都知，是他俩帮我们招呼着盖房，盖一个不气派不好看的，于他们脸上无光。不论你在哪儿工作，是什么人物，回到咱大周盖房，就得按大周的规矩。哥哥也坚持说三米不行。最后不得已，我也做出让步，铺好地砖内高三米二，再不能高了。我几十年里住惯了内高两米八的房子，突然过高不适宜，房间又小，失了比例不温馨，冬天暖气也烧不热。你们说来说去，我从头到尾张罗掏钱操心，却要盖一个不能合我心意的房子，这是为何？问他们为啥要盖这么高，答曰：好看亮堂，别人都高，所以自家不能低。于是但见房子一个比一个高大，西边有两家的门楼，高到夸张的样子，只因在那儿暗中较劲攀比，头一家盖高了，第二家必须后来居上压你一头。我去过东边一个人家里，屋高四米多，临街那个小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高耸得像是一个深井，尤其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就算有了也舍不得用，更是添了几分寒冷，后窗又小又高，这不是卧室是监狱。真不知他们图的什么，费工费料不讲实际只为要比别人高。海丽也打来电话，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回村，听街里人都说你家要盖成三米？太低了，不亮堂。我说亮不亮堂取决于窗，我已经做成半落地式窗户了，而且调到内高三米二了。她犹不满意，说她家的都三米六了。我真是无语，心里说：你家有钱你盖六米三吧。
在农村，如果叫谁的房子盖低一些，万般的行不通。他们盖起高到令人不适的房子，盖起楼上永远不住人的连杂物也没有的二层楼，装修一新，却顾不上住，跑到城里租住破烂小屋，辛苦挣钱，借了外债，又在县城给儿子买一套单元房。我的两室一厅内高三米，被他们指指点点，说是太小太低太寒酸。我拿定主意，任谁说啥我也不管，只是坚持三米二不能再高。
树功、自霞失去我家南院的种菜地方，又开始在西边信德叔的院子里开荒，期待春天来临种点什么。村民的土地被流转承包出去，他们便在近邻、本家常年不住人的院子里开荒种菜，好在这样的院子很多，只要肯动手劳动，总是会有一小片地方，供上全家人的吃菜问题，并且这些院里地块不打农药，土地也没有被污染，算是乡村里最后一片净土。
我看上一块石头，想放在院子里，需在大门楼盖好之前送来安放到位，需要吊车作业。建亚哥对我花几千元弄一块石头表示费解。我见到南地坑边有人丢弃在那里的一个石磙、一个碓臼，请建亚哥找人运到院中。家乡方圆几百里都是平原，而这种童年时期记忆深刻的粉红色石头，不知来自哪里，只是觉得亲切。他又表示疑问：没人要的破东西，你要那干啥？疑问归疑问，他还是和树功一起，亲自将那两个石家伙推滚到我那飘扬着红旗的领地。建亚哥将村里其他地方丢弃的大小磨盘拍照给我，我说，要哩要哩。他说那是二国的，他去问问二国。于是有一天，小洁电话打来，问是否我要这两个磨盘，刚听建亚问她小叔子二国了，二国说他已经承许给了县里一个人。我说，那就算了，给县里的人吧。小洁说不中，只要姑你说要，就不能给别人，这个家我替他当了。于是，这两个磨盘虽然还躺在二国的院里，却已经属于我了。
每当我从监控里看到建亚哥和树功的身影出现在工地，查看工人干活，运东西，拿东西，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把这房子当成是自己的来盖，心里就很感动，想着下次回去，带上西凤酒请他们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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