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僧（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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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但公元1295年忽必烈去世后，指定的继承人元成宗仅在位十三年就死了。

成宗死后，武宗继位，并立弟弟（仁宗）为储君，约定弟弟死后再归位给武宗子嗣。传统的“父传子，家天下”的规矩被破坏。

元仁宗最后违背了誓约，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这就引发了元中期一系列的血腥政变，其中就有刺杀事件（南坡政变）、两地自立为帝事件（两都之战）、毒杀事件（上都兵变）等。

虽说帝王争权经常打的是“正嫡”的口号，但心里谁不是为了权力、江山呢？臣子们也都想着帮支持的皇子上位，好分一杯羹。所以皇位更替频繁也就意味着政局一直难以稳定。

（三）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彻底被孤立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虽然正史对于人口的划分没有具体的记录，在法律上面和各项制度上面对于不同人群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隐性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在中原的人数较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

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数量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

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

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低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数量庞大的潜在抵抗对手。

（四）从经济上面看元朝崩溃

元朝皇帝更替频繁，每一任皇帝上位后都要进行大肆封赏。并且由于元朝当权者对宗教僧侣的特殊对待，在经济上也对其大肆赏赐。

这就导致国库空虚，因此发行了大量没有金属储备的纸钞，这种“纸本位制”的经济体系，在引起通货膨胀后，是无法进行调控的。到了元朝末年，整个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在忽必烈时代，曾经妥善地任用阿合马、桑哥等人对国家经济财政进行调整，达到了短期内的国库充实。但是这种变相的敛财，导致大量的资本被收回国库，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

成宗时期，为了酬谢功臣和支持者，以及拉拢安抚反对派，大肆封赏泛滥成灾。

同时，元朝贪官横行，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公元1303年，元成宗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竟然就有将近两万个贪官被撤职。

大批量的僧侣涌入官僚体系，完全是吃空饷。不仅如此，元廷除了对僧人免徭役，还大加封赏，更是导致国库入不敷出。

元朝严重的腐败使得各地农民起义迭起，声势浩大，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比六世纪北魏统治下的农民起义还多十倍。

遍地战乱必然引起灾荒，再加上旱灾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灾情最严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公元1344年，河南兰考东北的黄河白茅堤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的村庄和百姓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穷无尽的兵源。

最后，饥饿的农民终于组织起来，向元朝的统治者发起进攻。元朝统治者的荒淫在整个蒙古贵族阶层已经完全社会化。社会化的荒淫注定加速这个王朝的灭亡。元顺帝没有办法，也不想办法来制止这种荒淫毁掉江山。

这是腐败到最后的结果，不独是元顺帝，任何一个末代帝王，面对腐败透顶的王朝，都无力挽回。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帝国，终于在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

元顺帝被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后，于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西拉木伦河畔的应昌（有人说是开鲁）去世。

明朝大军在把成吉思汗的子孙驱逐出中原之后，立即追赶蒙古人进入了蒙古草原。

一个以旋风般快速崛起的元朝帝国，一座巍然耸立的、庞大的帝国大厦，转眼之间就这样以同样旋风般的速度轰然倒塌，土崩瓦解，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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