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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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术的运用实在令人惊叹。不过故事还没完。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灵帝即位，密谋消灭宦官集团的窦武、陈蕃等人反而被宦官势力所杀。单单因陈蕃一个人，就牵连了数千人。

陈蕃曾是胡广的旧属，即使身居太傅之要职，也依然很尊敬胡广。但在陈蕃被诛杀之时，胡广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对昔日部属丝毫未予以维护，眼睁睁地看着陈蕃和他的学生们一个又一个遇害。

读来实在有些可悲可气。胡广这个人，太懂得明哲保身，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力争斗更替，他都尽量小心避让，置身事外。说他圆滑似乎也不为过。尽管没有很大的建树，但从他长居朝堂，总共侍奉了六位皇帝，这种能力没几个人有。如果说他趋炎附势，但他死后，公卿、大夫、议郎等数百名大臣都亲自去送葬，这一点又推翻了上述的贬义评判。

或许，用“中庸”二字形容他，最为妥当。正如当时京都雒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党锢之争——东汉气运将尽

这些士人除了像樊英这种隐于野的和像胡广这种献于仕的，更多的是带着才华，想入仕又未被派遣的一类。这一类属于典型的“文青中二”，大部分时间制造舆论，对国家政权被宦官外戚篡夺的现状口诛笔伐。

东汉自汉光武帝起提倡儒术，崇尚节气，致使这一现象蔚然成风。后汉之人，大多以名节相尚，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通过地方郡国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各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到中央，经过考核，任以官职。

这些士人除了在朝为官，还有部分在野的。当时的章句训诂经学已经不能满足太学生们的求知欲，加上政治状态对大部分人的刺激，他们把兴趣转移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来。可见当时的言论自由已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政治批判逐渐成了东汉的一种政治力量——清议，其中以首都为中心的太学便是清议的重心。

朝廷若遇到重大决策，有时候也会征求这些太学生们的意见，因此他们的言论，愈加成为政治主流。当时对东汉末期清议风气影响最大的即为李膺，天下的学生以他为楷模，凡能受到他的赏识、接见的太学生都自认为“登龙门”。

清议之风形成政治力量，必然会受到另外一些政治群体的攻讦，这些群体不是别人，也正是清议弹劾对象——外戚、宦官。

当然清议最开始的攻击对象不是宦官，而是气焰嚣张的外戚群体。和帝时期外戚与这些士人因为互相攻讦而发生冲突时有发生。到了桓帝时代，以梁氏为代表的外戚群体覆灭之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清议的攻击对象便由外戚转移到宦官身上。

桓帝时期，由士人组成的太学生有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以郭泰、贾彪为首，他们与当时的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联合起来，一起主持操纵清议。李膺更是借着职权之便，对一些不法的宦官进行制裁。这大大地影响到了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当时遍及各地的宦官子弟亲党，有危害地方百姓的，也会被当地公正的地方官所惩治。

但是士人和地方官制裁的毕竟还是少数附庸在主要阉党麾下的不法分子，而对于受到皇帝庇荫的中常侍内朝官，外朝的权力是不能限制制裁的。这就很尴尬了，何况这些中常侍每日与皇帝相伴，皇帝对他们自然更加亲近。两大群体日日攻讦，已经到了一触即燃的局面。

所以到了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中常侍张让之弟张朔为县令，因为贪污被李膺所杀。张让对此事非常愤怒，桓帝对李膺擅自动杀刑也大为不满。次年，另外一位阉党张成，教子杀人，经过周旋求饶于桓帝，得到赦免。但是一根筋的李膺再一次擅作主张将其处死。这群宦官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使人联合上书告李膺和太学游士及诸郡生徒结党营私、讪谤朝政。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与朝臣杜密、陈翔、范滂等两百多人皆被捕下狱。陈蕃因上谏书而被免职，也难逃一劫。

到了公元167年，也就是李膺入狱的第二年，桓帝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婿均不断上书请求宽恕李膺，加之李膺本身在全国士人中被尊为楷模，宦官考虑到这群士人的数量远超宦官群体，逼迫过紧势必会发生流血事件，也奏明桓帝赦免这些入狱的士人。于是桓帝下诏赦免党人之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毕竟结党营私会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故将党人放归田里，禁锢终身。

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就意味着李膺等人不仅被罢免归田，而且由此记录在国家档案之中，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就是东汉的第一次党锢之争，在这场政治风波、权力之争、生死较量中，宦官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一场斗争。而接下来这场，士人更是输得彻彻底底、一塌糊涂。

第二次党锢之争，便是以李膺的主要营救者窦武为首的党人对宦官群体的大肆对抗。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太后之父被任命为大将军，在第一次党锢之争中被罢免的陈蕃再度上任，两人执掌朝廷大权。而被放归田里的李膺、杜密等人得到时机回到朝廷之中被重新起用。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仅一年时间，这报仇的时机已经来临。

此时朝中颇受重用的宦官以曹节、王甫为代表，常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受到窦太后的庇荫。窦太后经常受曹节等人的怂恿蒙蔽胡乱下令封赏宦者党羽。陈蕃、窦武等人心中十分不快，认为这群阉党严重扰乱朝廷，便趁日食之机，巧用上天不满这一借口要求革除宦官干政。窦太后素来喜爱曹节等人，又受到蒙蔽，为了掩士人口舌，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一部分宦官，免除自身将受到清议之危。但是曹节等人仍旧受到保护。

等到公元168年九月，天象有变，继日食之后又出现了太白金星经房宿，有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皇帝身边将有奸臣出现，大将军窦武将有灾难。这导致窦武等人坚定了动手除去曹节、王甫等人的决心。不料在窦武等人动手之前，宦官秘密偷得窦武的奏折，得知外戚和士人相结，将要发起铲除宦官的计划。于是宦官连夜结合，达成盟约，发动政变，同时伙同灵帝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先杀亲近士人的宦官，以免政变消息走漏，然后抢夺印玺等物，挟持窦太后，并胁迫尚书假传诏令，逮捕窦武等人。

陈蕃一听到消息，立马率领府僚和太学生前去护驾。这时陈蕃已经年过七旬，带的这群人也不过八十人，因寡不敌众，还没冲到宫内，在尚书门就被擒了。

窦武率领步兵营士兵前去对抗，可这时出现个大乌龙。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班师回朝，还未了解局势就得到宦官假传的圣旨诏他立马入宫平乱。所以张奂以为窦武等人叛乱，便协同少府周靖率领五营将士和宦官王甫带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围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攻，动弹不得，最终无奈自杀。窦氏宗族姻亲宾客皆被族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身。

牵连到的士人被捕被杀被逐者不计其数，陈蕃也在这次政变中身亡。他的好友朱震将他的尸体藏起来并且把陈蕃儿子陈逸藏到了甘陵，不料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宦官严刑逼供陈逸下落，朱震誓死也不肯说出陈逸行踪，故此陈逸幸免于难。

张奂因对这次“平叛”有功，被宦官提拔为大司农，晋升为侯。此刻张奂才知道自己被曹节、王甫等人欺骗，害死国家忠良，气愤不已，坚决不肯接受加官封侯。并在不久之后再次借以天象变化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等人平反。但是灵帝昏庸无能，经过宦官的谗言洗脑，不仅没有按照张奂上书为士人平反，反而追究张奂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禄三月最终也被罢免回家，禁锢终身。

被罢免禁锢的仍未覆盖所有在朝的士人。鉴于李膺、陈蕃、窦武等人名望仍在，三万太学生中的清议潮流依旧不断攻击阉党。此时的社会舆论一旦被灵帝吸收采纳，宦者利益将不复存在。于是曹节等人再次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被冠上谋反之罪，不管是不是被诬陷，均会为皇帝严惩。于是灵帝大兴大狱，全国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等百人被下狱处死。远在朝廷之外的各地士人陆续被逮捕、追杀、流徙、囚禁，遭难人数达到六七百人。

就连张奂也四处流亡，在途中投宿过的人家均被灭门，前前后后数十家宗族亲戚被杀害。全国各地郡县因追捕杀害党人而残破不堪。

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株连之广、为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而较之第一次党锢之争，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和加剧，如果说第一次党锢之争是清议带来了影响导致两个群体互掐，那么第二次党锢之争更是上升至政治权力的争夺。因为第二次党锢之争时皇权是如此的弱势，年仅十三四岁的灵帝在窦氏被禁之后，被阉党牢牢掌握在手中，既听不到朝野之外的清议之声，也分不清楚曹节等阉党的谗言轻重，所以更多的是宦官群体在操纵国家大权。

自外戚崛起以来，从未有过其他群体势力超出过外戚势力，即使外戚势力被打压覆灭，也是碍于皇权的收紧。但此刻当初在夹缝里生长的宦官群体已经后来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外戚势力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可是，党锢之祸在东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而八年之后的“党锢再起”更是这个朝代的惨剧。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这不是摆明在指责长达二十年的党锢惩罚是皇帝之错吗？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再次下诏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全部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企图连根拔除这群整日争论不休的士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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