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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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权力的追逐并没有完，宪宗过后，到其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

正德元年（1506年），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可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于是刘瑾又自建了一个职权更大的内行厂。

这个弄权者刘瑾可是不一般，掌权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为“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除此之外，刘瑾通过掌控东厂、西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获得了大量钱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有一个皇帝。

最后，由于刘瑾的专权侵犯了皇权，武宗以谋反罪杀了他，内行厂和西厂也才随之消亡。

这些太监的权力完全是依赖着明朝皇帝多疑的基因而获得的，只不过这多疑的毛病始终会反噬过来，灭掉太监自己。

◇大明终究是走到了尽头

自汪直掌握西厂大权到刘瑾独揽两个特务机构，再到明末的魏忠贤专权，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随着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却沦为宦官作威作福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明代宦官内部等级森严，只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亲近皇帝，深探皇帝喜好，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走上专权之路。

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顶峰，而君主专制与传统官僚及法制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

在明朝，宦官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后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只受较轻的刑罚。由于宦官是皇帝实行绝对专制、压制官僚势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宦官的某些行为只要为皇权服务，即使越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过颁发诏旨给宦官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皇权的角度出发，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国家的安定，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其继承者们会越来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古代每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

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做皇帝之后，勤于政事，日理万机。

但是其后即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也往往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张。

明代宦官之祸很严重，但没有像汉末及中晚唐那样，达到把皇帝的废立、生死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往往如同寄生虫一般，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的权势就会顿时消散。就如同这种衍生物的存在随随便便就能被皇权的一句话撂倒。

当然，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其政治规则已经相当成熟，大明皇权在首辅和太监两种衍生团体的操纵把持中，有时即便皇帝懒一点儿，只要文官体系能够按部就班地运作，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照常运行。

所以当时不怕皇帝懒，就怕皇帝瞎折腾。

到明末的两个皇帝天启、崇祯时已然是再也架不住这种折腾了。

因为从万历以后，所有的皇帝都面临着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到了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对此也很头疼，于是重用魏忠贤以打击东林党，结果最后被痛批专注木匠，宠信魏忠贤而怠政误国。

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国家所有的弊病全部爆发。崇祯虽被后世褒奖为勤政，但还是挽救不了明亡的命运。

崇祯一心想快刀斩乱麻，殊不知欲速则不达。

另外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崇祯是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

所以崇祯能使用的手段，只有杀！越杀越乱，越杀越离心。倒成了那句明朝“杀不尽的忠良”。

文官集团严重内耗，再加上财政上面的死循环：女真到明朝抢钱——明朝花钱驻防——政府没钱只有增加税负——农民没钱交税起义造反——调兵镇压越打越花钱——越花钱越增税——越增税造反越多——女真趁乱又来抢钱。

祸不单行，内外交困的明朝又遇上了蝗灾旱灾。这样的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烂摊子，真的不是崇祯光靠勤政就能解决的。

一个朝代的灭亡，绝不是短时间的作死造成的，腐烂从内部开始，财政的虫洞逐渐扩大开来，外忧内患终究让这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崩塌。

因此到了1644年，大明的气数算是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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