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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o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的维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1dquo;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1dquo;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1dquo;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oo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起&1dquo;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o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1dquo;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o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o6年成立立宪团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o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o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1dquo;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次出现&1dquo;立宪派”这个名词以后，&1dquo;维派”一词渐被&1dquo;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o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梫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1dquo;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1dquo;一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1dquo;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o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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