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今古文之争（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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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随着东汉中央政治稳定性的被破坏，以及官方太学的日渐式微，东汉学术圈子也开始生变化。

东汉自汉和帝之后，皇帝普遍年幼，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政治，皇帝成年之后又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于是东汉中央的政治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政治稳定性的不复存在，与政治稳定高度绑定的学术稳定也受到挑战，并且被破坏。

太学日渐荒废，博士不再讲学，天下学子也渐渐不再以太学作为学术权威，东汉的学术开始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以雒阳太学为核心传播学术转变为以家族为核心传播学术。

失去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再叠加上自身越封闭、保守，今文学派的衰落俨然不可避免，五经十四家法的家族传承更像是政治传承，而不是学术传承。

与之相对的，古文学派为了生存和越，则选择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授古文经典，团结广大地主豪强阶层。

一票古文学派的大佬面向社会开班招生，收徒门槛不说很低，至少是看得到的，也没有血脉、姻亲关系等隐性条件。

所以求学者络绎不绝，古文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远远比今文学派更加广泛，学派内的人才们也是层出不穷，不断的推陈出新，日渐繁盛。

好巧不巧，闻名天下的大儒卢植便是研究古文经出身的。

再好巧不巧，他也是涿郡涿县人，刘备是他的小老乡，在这个以郡为国的年代里，两人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带有一层优势。

就这一点上来说，刘备不可谓不幸运。

而今文学派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顺应了汉帝国的需求，提供给汉帝国一套理论。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立刻被全面采纳，但也就此在汉朝站稳了脚跟。

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正式成为西汉帝国的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展指导理论。

自此以后，甭管那些朝廷决策多么匪夷所思，多么千奇百怪，比如西汉末年的传国易姓思潮，究其根本，那都是有今文经经义背书的，是由死了好几百年的孔老夫子背书的。

孔老夫子也是惨。

照理来说西汉帝国有了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理论指导以后，应该没什么波折了才对，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还就真的没有完全遵照帝国统治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今文经学的理论学家们始终没有为汉帝国完成设计一套类似于周礼一样的“汉礼”。

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国家和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礼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天子礼”，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礼”实际上是士人的礼，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享用的，士也能享用，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而不在于有没有，能不能。

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秋学派，这个学派更加直接，说什么天子僭天，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一切问题的缘由都是天子做的不对才导致下面人做的不对，所以天子必须要以身作则。

核心思想就是天子如果犯了错，那么就没有资格责怪下面人对他犯错。

这套思想要是稍微延伸一下，那可就是天囚理论了嘶，不敢想不敢想。

这能满足汉帝国统治者们的需求吗？

秦已经变天子为皇帝，皇帝在地位上已经和周天子全然不同了。

大人，时代变了。

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和今文学派的不满源于此。

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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