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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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走进五班的教室时,并未注意到那个女生。
回母校任教一事,早在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我志愿单上靠前的几个,都是省内外师范院校。最后总算不负众望,去了北方一所一流师范学校就读。大三开学实习我便回过学校一次,但那时多是打下手,加之教的是语文,课时本就不多,一来二去竟没留下什么印象。两年之后我毕业回乡,而当年的班主任已经升为副校长,由他主持今年的招聘。我自然没费什么功夫就通过面试。说课结束之后,他把我叫到后排,师徒情深叙旧一番。我诚实地通报了几位尚有联系的同学的近况。老班或称赞或扼腕,最后问我:小崔怎么样?我一愣,说:好像留在南方了,最近没怎么联系。他点点头,没说什么,拉着我起身,准备带我参观一下学校四年间的变化。
报道那天一早,我就站在五班门外等着。作为新老师,我只教这一个班。66续续有学生进来,多数是女生,少数是男生。等人差不多坐齐,上课铃也响起来。我进屋点了一遍名,男生十五个,女生三十五个。我说: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你们可以叫我盛老师,这节课我们来认识一下彼此,给大家五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按学号上台自我介绍,我会记住大家的名字。第一节课总体成功,男生比较开朗,女生大多羞涩,也有大大咧咧的。我记住了不少名字,但是还没来得及和脸对上号。下课之后,几个学生凑过来和我搭话,应该是来试探。我没留余地,话说的挺死,他们又悻悻地退回去。
出了教室门,我正要回办公室,那个我没注意到的女生突然从后门窜出来,拦住我的去路。她问:老师,你记住我的名字了吗?她肤色白净,头整齐地梳向后面,只留两缕扫在颊侧,架着一副金属框眼镜。我仔细回忆,但全无印象,只得向她道歉。听到我道歉,她抿着的嘴角上弯,说:老师,我叫宋小童。我说:我记住了,你叫宋小童。她说:老师,你不会再忘了吧?我说:我保证不会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根本没有自我介绍。
高一期末考试之后,我鼓起勇气向崔若依表白,时间是晚饭前,地点选在教学楼外东侧的拐角,即使在放学时也是人烟稀少的所在。她有点惊奇,但看得出并不意外,只在脸上飞出一抹红色。她的脸本就白里透红,现在看上去更像那种俄国进口的陶瓷娃娃。等了半晌,她还不作声,我又说:你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走,绝对不打扰你,这你可以放心。她还不说话,又等了几十秒,打我胳膊一下,蹬蹬地跑走。我心凉了半截,没吃饭就回班坐着。崔若依在我隔壁班,平时我总嫌弃这点,觉得不在一个班很不方便,怎么也看不够她,现在却隐隐庆幸起来。晚自习三个小时,我脑子里像跑马场一样乱,手头的卷子小题分怎么也对不明白。放学铃响,其他学生一窝蜂地冲出门。我走的慢,落在后面,没两步就听到有人喊我名字:盛年,盛年,你等一下。我回过头,看见崔若依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然后转身就跑。我还没试出她的手是凉是热,人就不见影了。我摊开手,是块大白兔奶糖。蓝边红眼的兔子,趴在糖纸上,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如在暗示,又像诘问。
第二天崔若依一直躲着我走。放学时我又找到她,在路的另一端,问:你这样子,到底同意没啊。她说:盛年,咱俩可能不合适,但我答应你。说完,她搓着双手,期期地看着我。我说:合适不合适,那是以后的事情。接着我横下心,拉过她的手就往校门走。崔若依明显抖了一下,低下头跟在我后面。教学楼西侧的这条路,历来是晚上情侣放学的必经之路。十点钟,天早就黑了,学校里的路灯稀少且昏黄,无论是人的动作还是面孔,此时都模糊不清。我们混在人流中前行,是最不起眼的那一对。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牵着她的手,比我想象的凉,但也更软。我好像能握住她单薄坚硬的骨骼,或是感受到她皮肤下血液冷静的流动。
在执教时,老班当年的形象时刻在我眼前晃动:克制、温和,以及一丝不苟。工作后,他也经常提醒我,既然已经为人师表,那么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合乎师者的身份,作为年轻的老师,更要注意塑造自己在学生中严肃认真的形象,否则便会一退再退,把自己逼到职业的角落。因此我在上课时,大多不苟言笑,只在偶尔约谈学生时,才会微笑着倾听,给予他们温和的关注。至于那个名叫宋小童的女生,我在那之后多有留意。她坐在靠门一列的第三排,在空间上处于班级的中部;而在成绩方面,根据高一的数据,也大抵位于中游偏上。假如她保持这样的水平,毕业时应该能考入省内的一本学校。
宋小童最初上课的时候很安静,基本不和我互动,眼神飘忽,似在出神。两周之后,我无法忍受,把她叫到办公室。她站在我侧后方,短裤下露出的一截小腿微微晃动,假如我低头,一定会注意到她光滑的脚踝。我说:宋小童。她说:嗯。我说:你最近上课怎么回事?心不在焉的,我讲得不好?她说:不,老师,你讲的挺好的。我说:那你是对我有意见?她说:没意见,老师,没意见。我叹了口气,说:你坐下。她顺从地坐在一边。我说:你坐这想,我等着你给我答案。她说:不用想了,老师,其实我是觉得,你讲的很好,但语文课不应该这么上。我一愣,说:那你觉得怎么上?她扭身正对着我,身体微微前倾,说:老师,你天天板着个脸来上课,抒情文被你一读,读成悼文了,大家都知道嘛,你是新老师,但这样,真不至于,没人想听的。宋小童说话的时候喜欢不自觉地抬手,在半空中挥舞,似要勾勒某种形状,譬如晦涩的图腾、萨满的神符。她接着讲下去,看得出已经构思良久,只差今天的一次盘问。说完以后,她略带紧张地盯着我。我回望她的眼睛,看见她的瞳孔深黑而清澈,孕育着激动和羞涩。我说:我知道了,你走吧,从今天开始,你是语文课代表。她点点头,好像早就料到会这样。她站起身,伸出手来。我问:干什么?她说,老师,击个掌。我不明所以,但也探出手。宋小童轻击一下,我刚感到一瞬凉意,她就轻巧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宋小童问。我说:也许有吧。她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对完一段词之后,全班掌声雷动。随后的课堂氛围活跃了不少,下课时我留了个问题,希望学生从这篇《祝福》为切入点,谈一谈自己对鲁迅的印象。宋小童照例上台帮我拿着水杯和书,送我到四楼的办公室。
上楼梯的时候,我问:小童,你为什么喜欢鲁迅?她脚步稍缓,说:我喜欢他那种,斗士的精神,老师你知道,周围黑漆漆的一大片,看不见光也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哪怕是不举起火把,只能独自前行的人都很伟大,更何况是他。我说:不错,认识挺明确,还有两个周期中考,复习了没有?她一吐舌头,说:你别催,不会落下语文的。我说:你们班上次月考,考的挺荡气回肠,文科班语文平均分和理科班一样高。她说:纯属意外,我回去多督促他们。我说:称职点。她说:你自己看看,还有哪个课代表比我称职的。
即使仅在四年之前,我还是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但如今我仍正试图把过去和现在变得泾渭分明。我希望自己的三年学生生涯,和如今教书育人的生活,成为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共同笔直地绵延。这可能不单是为了专心教学,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回忆。真正成为一名老师后,我才现上课之外,自己还要参加无数大大小小的工作,学生只是其中稍微显眼的一项,和他们谈心、交流、分析成绩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就算已经任教半个学期,我对五班多数学生的了解也只限于姓名。除了宋小童,我确信她呆在语文办公室里的时间,大约过她一天所有空闲时间的三分之二。有时候是来找我问些和课文有关的拓展内容,更多的时候是在我边上搬个凳子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点评我手头的工作。以至于其他老师曾经几次提醒,我和学生的关系有些太好了。五班班主任则对此意见不大。他开学后做过一次学生背景调查,宋小童父母离异,和待业在家的父亲共同生活。父亲酗酒,她与同学的关系也不算和睦。他觉得,有我陪着说话,兴许是件好事。
晚自习时,别的老师都已下班,宋小童偶尔会从教室里溜上楼,继续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消磨时光。一次她问我:老师,你高中三年开心吗?我说:还不错。她又问:谈过恋爱没有?我就显嗔怒状,作势欲要敲她的头,她就灵巧地躲开,笑到缩在椅子里打颤。她把平时束着的头散开,归拢到肩前,一笑就把头歪过去,挤出脸上的酒窝。另一天她情绪低落,一言不,我给她开了一瓶雪碧,她紧握着瓶身,饮料倾泻一地。我把地拖净,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她说:什么样的故事?我说:我上学的时候,偷偷在桌膛里读的,一个英国人写的书。书里面写了一个刽子手,上半张脸终日戴着铁黑而贴合皮肤的面具,在木桩上砍下每一个乱伦者的头颅。她问:乱伦者?我说:对,这是一个乱伦盛行的部落,父母儿女之间,任何一种组合都有乱伦的可能,而一旦被现,主使者就会被枭。终于有一天刽子手亲手斩下自己儿子的头,因为他玷污了自己的妹妹,这个高原部落里唯一的高岭之花。哥哥的头掉落在木桩的一旁,妹妹哭着把他埋进鸡窝旁的花丛,然后找寻着鸡蛋为父亲做饭。她问:父亲呢?那个刽子手怎么样?我说:没有变化,他还是戴着面具,拿着斧子,站在木桩旁等待,虔诚无比,鲜血淋漓。
高考前几个月,我和崔若依的关系已经相当僵硬,时好时坏。在我一次相对克制的自辩过后,她的情绪有所缓和。那天晚上云层低垂,星光难觅。我和她站在操场上一个无人的角落,被夜风撩起头。那时她已经剪了短,头扬起时扫过小半张面庞。我看着不远处灯火通明的教学楼。一段遥远的记忆,好像正从海底浮上来。我拽了拽崔若依的手,问:在礼堂那天,你为什么要哭?
学校元旦晚会的主持人,一般会从当时压力还不算大的高三生中选拔,一来更为老练,二来放松心情。但那年的主持,破例选了高二的崔若依。据说是评选时,几个音乐老师一致同意,无论从仪态还是口齿,她都是当年的最优选。于是在两个周的时间里,崔若依的夜晚都在礼堂里度过。我一般会在第一节晚自习去观摩排练,坐在最后一排,台上此时人来人往,更为热闹。
礼堂的长椅阶梯向上,最高一排和舞台的垂直落差,约有七米,气势恢宏。因为距离过远,常常看不清表演者的面容,这排位置常年空着。我观摩排练的时候,多数时间只能看到众人步履匆匆,一闪而过。而崔若依站在角落,身着校服,一遍遍地对词,并不显眼,甚至格格不入,仿佛独自站立在一片灰茫茫的平原上。
三十一号,全体演员到位,进行最后的彩排。崔若依换下校服,选了一身白色纱裙,贴满亮片,抹胸露背,站在舞台正中央。所有的射光灯,从天顶照在她身上,再被亮片反射,一瞬之间,她周身星光璀璨,宛如仙女下凡。身边的其他人,在那一刻尽数失色。我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从六点一直看到九点半,看着崔若依一次又一次上台,手里抓着提词卡,笑容婉约,清澈地播报着下一个节目的样子;又看着彩排结束后,她被众人簇拥的样子;然后看着最后一个人走出礼堂,掩上门,而崔若依换上校服,款款地向我攀登而来的样子。
崔若依坐下来,靠在我的肩膀上,问:你今天怎么看了这么久?我说:你像是太阳,我没忍住。她推我一下。我握住她的手,看着下面空荡的舞台和座椅,想象着明天这里会如何人声鼎沸。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说话。我把另一只手探到她的身上,轻轻摸着。她有点脸红,但没抗拒。于是我问:你想试试吗?她咬住嘴唇,点点头,呼吸急促起来。我解开裤腰带,抖动几下,忍着寒冷褪下裤子。崔若依只看了一眼,突然扭过头去。我不明所以,凑上前才看见,她正在小声地啜泣。我一下慌了神,穿好裤子,从后面抱住她,问: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了?她摇摇头,缩在椅子里抖动着。过了一会,她说:我去给你跳支舞吧。
崔若依想了很久,突然说:害怕。我问:什么?她说:那一次,礼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当时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在梦里,太美好,甚至不真实,然后我看见它,它太突兀了,不属于这个梦,甚至让人害怕,就像是我第一次走过张家界的玻璃栈道那样,两腿软,无所适从,所以我哭了。我问:如果现在,我们又回到那时,你还会哭吗?她说:可能不会了,让人害怕的事情太多,它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我说:可是没有机会了。她说:时间不等人。
很难讲明,我和崔若依是如何走到势不两立的境地的。在之后的几年里,我时常回忆三年中我和她的经历,有时还将疑惑诉诸友人。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我和她均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分离更像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而非突降的不幸。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在暑假的末尾,彼此都已经不再愤怒或激动。她的眼神又恢复到初遇时的温和,使我不由得回想起那个难以褪色的午后,我偶然看见她澄澈的瞳仁,而后追随她走过了三年的道路。
二〇年十月,我还在学校实习,路过附近的商。领导给了任务,走的急,撞掉了路人手里的公文包,各种字纸散了一地。我帮着捡起来,刚想走,被他一把拉住。我打量对方一番,五十岁左右,脸上胡子拉碴,戴着墨镜,热天里扣着毛线帽。我说:大哥,对不住,留个联系方式成不?他说:咱俩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说:看着点路,别走歪了。我说:哥,一定注意。他挥挥手,走了。我左思右想,没想起自己在哪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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