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司马迁与史记 太史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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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位老者在家中完成了他耗时十三年、参考无数古籍所撰写的一部史书。老者写完后又小心翼翼地誊抄了一份副本保存于家中，而原本则被他进与皇帝。大约在成书后不久，这位老者便离开了人世。因为这部史书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以纪实甚至批判的手法记述了当时汉朝皇室的很多辛秘，所以，终西汉之世，它都被列为离经叛道的“禁书”，一度面临被修改甚至销毁的危险。这部著作在成书之初甚至连书名都没有，仅以作者的官职代称为《太史公书》，在朝廷中只供少数贵族及官员作内部参考之用。这部史书的身世非常曲折，虽然后来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被列为二十四史之，甚至有“史家之绝唱”的美誉，但可以明确的一个事实是，原著中有些章节已经被篡改，有些甚至不复见于世。
这部现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就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一部通史《史记》，而这位老者便是司马迁。
孝景皇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夏阳县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中华大地上敢叫龙门的地方多了去了，但夏阳龙门可不是一般的龙门，这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凿出来的地方。司马家也不是一般的家族，至少从周朝开始，其家族成员就曾多次做朝廷的史官，可谓家学渊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不是一般人，他是武帝刘彻的太史。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司马迁一生下来就注定和其他的史官不同。
汉朝原来是没有“太史”的，是刘彻先设立了这个职位。这个职位怎么说呢？说它高，它不高，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也就是看看天象，做一些缥缈的预测，手头并没有实权；说它低，它也不低，朝廷所有的报告、书信、奏章一类的，都要先送一份正本给太史，副本才交给丞相，也就是说，太史是接触朝廷机密最多的那一群人之一。而且，司马迁自己也不是一般人，他种过地，放过牛，十岁便能诵读《古文尚书》。跟他相比，很汗颜的是，我到现在还没通读过《尚书》，更何况《古文尚书》。二十岁时，司马迁便四方游历，往南到过江淮地区，向北到过汶水、泗水，还去看过上古圣贤大禹和舜的葬地，到齐鲁瞻仰过孔子的遗风，也曾受困于荒郊野外，游走于生死之间。大家都知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道理，那如果一个人既读过万卷书又行过万里路呢？
以上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司马迁，而后世那么多史学家之所以都没有成为司马迁，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任谁也架不住这种比你有天分还比你勤奋的人。
然而，这只是史圣司马迁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大概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前，已过而立之年的司马迁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在自己不起眼的位置上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看书，做做学问，阅读和研究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无聊且无趣的故纸堆。
就在这一年，刘彻摆平了西南的夷地，需要派一些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并安抚这些地方。经过认真的选拔，司马迁有幸入选，以郎中的身份出使如今四川的西昌、汉源以及云南的曲靖一带。司马迁等人成功地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使得朝廷顺利地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五个郡。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不是一个只懂得死读书、空谈大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能办实事的人。按照一般的规律，有了这样的资历，又有渊博的学识，还有父辈的荫福，司马迁的仕途应该相当平坦。只要他积年累月一步步地往上爬，做个俸禄两千石的郡守总不成问题，甚至他日位列九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总不至于还像他父亲司马谈一样，一直担个“不治人”的虚衔。
然而，司马迁的一生因为两个人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在元鼎六年，太史司马谈突然病危。
这一年，司马迁大概三十六岁，依此类推，司马谈可能也就五十来岁。他平时没灾没病的，工作又没什么压力不治人，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又高，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司马谈之所以病危是自己给急的。
当时，刘彻在儒生们的鼓动下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封禅的事情了，并在元鼎六年年末带着文武百官及护卫军队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泰山。在当时的儒生眼中，封禅是神圣到无以复加的仪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举行的。按儒生的说法，一个皇帝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有资格举行封禅仪式，简单地说就是，一要天下统一，二要长治久安，三要有龙啊、凤啊、麒麟啊各种所谓的祥瑞之兆降临。既然前提条件如此苛刻，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皇帝举行的封禅仪式便是儒生们最大的愿望和荣光，可司马谈也许是病了，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大概到了洛阳附近，他就被滞留在那里，不能随行。
我们之前说过，司马迁家学渊源，司马谈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早年，他在唐都处习得观星术，又从当时的易学大师杨何处习得《易》，还曾经师从有名的黄老之学的宗师级人物黄生，再加上自己数十年的钻研，他深得儒、墨、道、法、易、阴阳六家精髓，可谓当时学术上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可惜的是，和他的学识相比，他的气量忒小了点儿。他这样的学术大拿，居然半途错过了大汉建国百年才举行一次的封禅大典，这让司马谈无法接受。尽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司马谈是爬也要爬到泰山上的，可皇帝让他留下来，他总不能不听吧？被留在洛阳的司马谈眼巴巴地看着大队人马渐行渐远，一阵急火攻心，呕出了两口瘀血，整个人很快就不行了。
这时候，司马迁正好刚从西南回来，接到父亲滞留洛阳且病重的消息，他立马赶到洛阳探望。当司马迁赶到洛阳的时候，司马谈已经奄奄一息，只是硬扛着想见自己儿子一面，因为如果不向司马迁交代一些事情，他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见到司马迁后，司马谈先回忆起他们司马家族以往的荣光，慨叹自己时运不济，然后交代了这样一件事情：“孔子曾作《春秋》，将历史记述到鲁哀公获麟为止，至今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现在天下一统，而且最近这三百多年间出现了无数明主贤臣和英雄豪杰，如果就这样让他们被遗忘在历史中，实在是我们史官最大的罪过。我曾经打算将他们的事迹整理并记录下来，可惜还没来得及做。眼下我快不行了，我死以后，依皇帝的性格，一定会让你接替太史的职位，你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忘了完成这件事情。”
待司马谈看到自己的儿子倒伏于地、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所托时，他才咽下这最后一口气。果然如司马谈所料，三年丧期服完，司马迁就接到了朝廷让他正式接任太史公一职的任命书。
这时候司马迁已经三十八九岁，他一上任便开始广泛收集各个渠道的历史资料，为撰写史书做准备。我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司马迁也不例外，既然是新任的太史，总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那太史的专业是什么？我们之前交代过，不是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天文学。所以，司马迁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著书，而是参与制定了新的历法。
前面说过，就律法而言，秦朝的法律并没有大的不妥之处，秦律的完备程度是必须承认的，这为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汉朝初创者们打开了偷懒的方便之门。刘邦与萧何在建国时所颁布的汉律，只是把秦朝的律法拿来，在原有的框架内修补了一下，换个封面了事。“秦法一直沿用在汉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这个“法”不只是法律，还包括历法，这种情况一直到刘彻要“改正朔，易服色”时才有所改变。
汉朝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这种历法有个名号唤作“颛顼历”，为上古六历之一，它已经把一年的时间精确到了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虽然颛顼历肯定不是在五帝之一的颛顼在位时创立的，但也是极古的历法，可谓久经考验。关于颛顼历的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以十月亥月为岁，将闰月放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颛顼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在司马迁等人的建议下，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想“改正朔，易服色”、与前朝彻底划清界限的虚荣，刘彻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o5年下令以朝廷大臣邓平、唐都、司马迁和落下闳等人为，并征集民间的天文爱好者数十人，开始着手修订新的历法。
经过司马迁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年之后，新的历法完成。新的历法以正月为岁，将一年准确地推算到365。25o16天，一个月为29。53o86
日，这和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所得出的一年为365。2422o天已经极为接近，并且新的历法开始使用二十四节气，以配合农耕的需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在我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我国所有的历法均与此大同小异。由于在使用新历法的这一年，刘彻改元“太初”，因此，这个历法也叫“太初历”。太初历一直使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被更科学的“四分历”取代。
完成太初历的制定后，司马迁才开始着手史书的撰写工作。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太初历，它也在后世被更为先进的历法所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初历在社会展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远非司马迁最重要的成就《史记》所能相比。
忙完历法的事情后，司马迁就逐渐闲了下来。虽然刘彻自打年轻时起就对神仙之事格外着迷，还多次上了民间方士的恶当，但他对官方的“神棍”并不十分上心。本来神仙之事就虚无缥缈，既然皇帝不来问，司马迁也乐得清闲，开始认真投入史书的编写。有政府工资、提供条件，让他去做自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和现在的很多作家一样，写作并不是司马迁的本职工作，只能算作他的副业，使用的也是他个人的业余时间，并且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每天忙完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只要有空闲，除了吃喝拉撒睡，便会一头扎到如山的典籍里，不断地阅读、思考、推理、论证，不时记录、整理下自己的想法和结论，这样的生活是十分无趣和枯燥的，这样的人似乎不会，也没有时间去招惹是非。
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第二个人的出现，让司马迁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惹事的人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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