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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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
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
于银宝一拍脑门，答道：“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话剧名是《伤痕》。
我说：“这名字很耳熟，以前在哪里听过。”
于银宝附和说：“对，好像挺有名的。”
沈恕说：“这是苏南编剧兼导演的话剧，现在人不在了，戏还在演。我们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听人简单介绍过这幕戏，好像是‘文革’题材。”他一边说，一边翻阅剧本，很快就入了神。
这幕话剧《伤痕》，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
余教授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幅墨宝，怎肯让红卫兵们毁去。任四名红卫兵怎样抄家、打砸、呵斥、殴打，余教授夫妇满面鲜血，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仍绝不吐露书法作品藏在什么地方。余教授的年方十岁的独生子也被打倒在地，鼻血不停地流。杀红了眼的红卫兵把余教授夫妇的藏书、书稿、书画作品全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点一根火柴扔上去，眨眼间就燃起熊熊大火，两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的多年心血，片刻间付之一炬。余教授夫妇心如刀绞，與奈何这时两人的双腿都已经被踩断，自救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反抗。
红卫兵们终于找出了王羲之的真迹，四人把它摊开在余教授夫妇眼前，得意地哈哈大笑，争先恐后地向上面吐口水。余教授夫妇撕心裂肺地呼叫，但此时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们如此孤单无助。红卫兵们欣赏着两名知识分子的伤心和绝望，灵魂深处的兽性得到极大满足。然后，他们用极度夸张的动作把这幅传世千年仍保存如初的孤本珍品扔进烈火中。
余教授的独子尖声嘶叫，扑上去对一名红卫兵拳打足踢。那名红卫兵十分恼火，倒提起男孩瘦弱的身体，用力抡圆了向外甩出去，男孩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一张檀木八仙桌的桌角上，当即额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伏在地上抽搐两下，再也不动了。
余教授夫妇爱子心切，睚眦欲裂，虽身受重伤，仍强行用双手撑着爬行，各自抱住一个红卫兵的小腿，拼命地咬下去。红卫兵见状，一拥而上，两个对付一个，拳打脚踢，足足施虐了近半个小时，余教授夫妇都双眼翻白，口吐殷红色的血沫子，眼见已经死透了。
四名红卫兵见一家三口都死在他们手上，才感到有些害怕，不过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余教授一家都是“牛鬼蛇神”，死了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而且那年月红卫兵的数量众多，有谁知道是他们干的。四名红卫兵各自发了毒誓，绝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出门后一哄而散，此后四个人再没有联系过。
他们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各有一番作为。其中三人对这件亲手制造的灭门惨案完全不在意，随着时代流转和生活变迁，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几乎已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而另外一个人却受到良心谴责，日夜在无尽的煎熬中度过，余家三人的惨状时常浮现到脑海中来，令他茶饭不宁，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孽债，是以这幕话剧取名为《伤痕》。
我和沈恕、于银宝都未经历过“文革”，对那段岁月的一知半解都从长者的私下谈论中得来，而他们说起那段往事时的谨慎目光和讳莫如深的言辞也给“文革”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这时读到这幕话剧，其中反映的冷漠人性、血腥屠戮，令三人都有惊诧和震撼的感觉。
于银宝感慨说：“苏南是经历过‘文革’的，他导演这个话剧，也算是再现历史了。”
沈恕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他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他为此背负了一生的悔恨和内疚，才用话剧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我和于银宝一时都没明白，齐声问道：“什么？”
沈恕没作答，吩咐于银宝道：“你马上和江华大学辖区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联系，让他们查阅陈案档案，‘文革’末期，在江华大学校园的家属区内，有没有发生过一家三口同时遇害的案子？这家人可能姓余、姓徐，或者其他接近的什么姓。你就说这是紧急任务，让值班的所长和局长全力配合，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快去。”
“沈队，你是怀疑……这幕话剧和连环凶杀案有关联？”于银宝小跑着去执行任务，我这时才有点明白过来。
沈恕笃定地说：“不仅仅是怀疑，目前有九成把握，苏南的这幕话剧就是连环凶杀案的导火索和揭开谜底的密码。其实，这出话剧早在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就听人提起过，可是当时我们既没有留意剧情，也没想到它和案子会有什么关联，否则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和警力去查找真相，而林美娟和陶英也许不会死。”沈恕说着，惭愧和沮丧溢于言表。
我说：“算了，不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是神仙，能在案情还不明了的时候就把一个剧本和案子联系在一起，难道真长了后眼不成？要我说，只要能阻止凶手的第四个杀人计划，就算不小的胜利了。”一想到凶手的第四个杀害对象是一名警察，我就禁不住身上一阵阵发冷。
沈恕说：“在陶英遇害现场发现监控摄像上的伪装装置后，我们怀疑对象的嫌疑增加，这起案子的脉络已经大致成型，但还是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开，就是凶手的作案动机。现在读过这个剧本，案子的前因后果已经非常明晰。只要于银宝翻出那一家三口遇害的积年旧案，我们就可以马上拘传犯罪嫌疑人。”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如果凶手就是那个孩子，他的额头应该有一道伤疤。”徐剑鸣额头的那道状如蚯蚓般的疤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突然感觉身上阵阵发冷。
沈恕像猜到了我的心思一样，没有说话，仅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证实我的猜测。
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凶手如果存心报仇，为什么要耐心地等到二三十年以后？他早就有许多机会。”
沈恕说：“他并不是有耐心，而是一直找不到杀害他父母的那四名红卫兵。他在仇恨中长大，性格变得又执拗又孤僻。直到有一天，苏南因良心发现，把深藏在心底多年的那段往事写成剧本，通过话剧形式表演出来。也许，他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心中罪孽的感觉，谁知这个剧本却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苏南一直以为那个孩子早已死了，所以在话剧中植入许多真实的细节，观众虽然以为是艺术创作，但经历过那起惨案的人却能从中看出许多内幕。由于话剧的题材敏感，仅在小范围内上演，而江华大学恰好就是被允许上演的场所之一，那个已是成年人的孩子有机会看到这幕话剧，在心底沉睡多年却从未淡忘的仇恨立刻就被唤醒了。”
沈恕描述得如此细致，我仿佛看见了那个正在观看话剧的孩子，他紧咬牙关，脸上蒙着一层黑气，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他的心中在酝酿着血腥的屠杀计划。
沈恕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轻轻叹口气，继续说：“那个孩子是通过什么办法查清除苏南之外的三个人的真实身份，还不得而知，也许是劫持苏南后逼问出来的。总之，他掌握了四个仇人的详细资料，并制订了残忍且周详的杀人计划。他曾在军营里接受过特殊训练，独居，经济状况也不错，具备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的必要条件。他用一种极端残忍的手段杀死苏南，并在尸体手中留物示警，指向他下一个杀害的目标，既满足他自己的复仇心理，也是对杀害目标的恐吓，他希望他的仇人们被千刀万剐前还要在死亡的恐惧中饱受折磨。”
我听得入神，却半信半疑，当时我对沈恕的办案能力还不怎么信服，而且我亲眼见到他在侦办这起案子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困惑，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我和他一起接触这起案子，他了解的案情并不比我更多，这时侃侃而谈，难免令人怀疑这些仅是他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
“林美娟和陶英在与警方接触后，虽然非常害怕，但还是极力逃避与警方合作，因为他们那时候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他们一直都以为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当然，他们也没有看到苏南导演的那场话剧。所以，尽管他们也在猜测苏南遇害可能和余教授一家三口的灭门惨祸有关，却一直不能确定。林美娟遇害后，我们逐步把案情向陶英渗透，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到那时他已经基本肯定苏南和林美娟惹上杀身之祸的缘由，却仍没有想到凶手就是那个孩子。他几次打来电话，想向警方吐露实情，却都在关键处挂断了电话。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家庭和工作都很稳定，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何况向警方承认他们犯下的案子，说不定他还要承担刑责，他当时的矛盾心情可想而知。”沈恕并不介意我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怀疑。
“可他遇害前打来电话时，显然已经猜到了凶手就是那个孩子。”
沈恕说：“对，那时他刚看过这场话剧，剧情原原本本地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场景。其中有一个细节，余教授夫妇倒地后，四个红卫兵曾试过他们的呼吸，证实他们确已死亡。而那个孩子的额头撞在桌角上，躺在地上不动，他们却没有验证，主观地认为他已死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细节勾起了陶英的回忆，让他在看戏过程中猛然醒悟，那个他一直以为已经死掉的孩子并没有死，而且就是那个孩子让他寝食不安，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这个发现让他连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于是他冲出戏院，冒着大雨给我们打电话，想说出掩埋多年的真相。可他没想到，那个孩子就是江华大学的工作人员，也许从他走进校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盯住了他，当他即将吐露真相时，猛地切断电话，并把他劫走，就像劫走苏南和林美娟一样。”
我脸上微笑着，心里却在怀疑，没有接话。我是名牌大学名牌院系毕业的法医，我相信科学，相信物证，相信自己亲眼见到的东西，对这种不注重实证的推理持保留意见。我不愿直接反驳沈恕，却提出几个一直在我心中萦绕的疑问：“可是，如果我们共同怀疑的对象就是那个长大了的孩子，持枪袭击他的人又是谁？跟踪我又把我囚禁在老房子里的人是谁？别忘了，这次凶手在死者手里留下一枚警徽，显然他的下一个杀害对象是一名警察。陈广到底是不是知情人？或者他就是下一个被杀害的对象？他为什么要帮助凶手隐瞒？”这些问题都是案情的症结所在，而且牵涉到一位资历深、职务高的公安干警，相信沈恕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敢轻易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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