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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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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