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美丽灯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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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长篇小说《长河之灯》（原名《灯花辞》），我产生了共鸣，而且有精神同道之感，因为笔下的人物，其性格情感，其命运，所置身的历史文化河流，与我《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抵达昨日之河》等——尤其跟《旷野黄花》是相通的，对历史文化心灵的掘——再认识，我们是相近的。小说所描摹的生命和生活场景是我熟悉的，还引起了我的回忆与感喟。灯花是赣南乡土善良智慧却坚强女子的化身，或一个象征。这是部植根于赣南土地、接通赣南文化河流的蕴藉之作，我为这样一部长篇出于赣南7o年代年轻作家之手而由衷欢欣。

作家是7o年代人，可作品内容涵盖了上世纪2o年代至今的百年沧桑，可见他是个富有历史意识、在创作中追求历史感和文化底蕴的年轻作家，而且这种“历史意识”与现实主义文学相通，与人性和人文关怀相通，这是真正的文学之路，而不是跟随一时所强调的“历史主调”来勾勒人物建构作品——有意忽略和遮蔽一些人物“根性”，致使人物光环化虚假化工具化。要知道，数十年来“历史主调”频频变化，也出现了不少以跟风跟潮为特色的作品，虽然能获得一时喝彩，但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失，就是我们赣南本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及其命运隐而不见，而它们与今天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们丝丝相连。

照钱理群先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止息的内心的痛苦。”（《“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而《灯花辞》就是力图写出历史进程——历史视野中普通人的包括欢欣和痛苦的心灵世界，而这跟当今继续奋斗的赣南人息息相通，就是说，现代赣南人的心灵锻造是离不开这种精神资源的，这就需要良知——对良知的坚守，需要长时间掘、体察并理解这块土地的变化和心灵，需要在新的历史年代作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学表达。

《长河之灯》的写作是有根的，这不但是指作品靠着“地气”写了普通人小人物，写了人心和乡土变迁，而且正如后记中所感悟的，“曾祖父的弟弟与红色历史有关，一直吸引我探知。听说他帮弟弟挑猪肉从红区到白区销售，同村人想买猪肉未果便向苏区政府告，最后这位还没有成婚的苏区片长被苏维埃政府处决了。还有那些连墓碑也没有的小坟……这些代代传闻的先祖，我无法知道他们的音容，只知道他们经历的苦难，在纸籍里被概括成旧社会的种种不幸和不公。”就是说，那些同样与苏区有缘，却显得“灰色”而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小人物，他们同样是有过奋斗史创造过人生辉煌的“祖先”，在乡土沉沦乡村消亡的今天，作为后辈的作家感觉到了今天生活中的缺失、精神的迷茫跟没有充分认识这些“灰色”前辈密切相关，由此满怀激情和深情地进行了追寻，《长河之灯》就是这样的精神成果。

灯花这个善良坚韧的乡村女人是小说的现。《长河之灯》所直面的“根”就是善良与坚忍，它是乡土生活和乡土人的融会，一直是我们生活和人心的潜流，但它又是软弱的，小说以百年变幻的历史时空写了这种软弱，但又张扬软弱的力量，作品中各色人等后来都服膺这种“软弱的力量”，由此传导《灯花辞》思想之力。

“软弱的力量”是乡土之根，人性之根，人类的伟力由此而来。小说叙写了百年世事的沧桑演变、乡土的巨大变迁，始终把住了善良与坚忍是不变之所在。小说写到变化中的不变，这“不变”又面临湮灭，作家的情愫跃然纸上，不仅仅是一曲乡愁的吟唱。

作家范剑鸣写过诗写过评论写过短篇小说——经过一定的文学训练，他想写出与足下这块土地及人心联系得更紧、即更接地气的作品，《长河之灯》就是他跨出的一步。他克服了年龄的障碍，把笔触伸向岁月的腠理，当然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顺着自己家史切入，探知了昨天的乡村和人。可以肯定他的生活经历，就是现在，也经常接触亲人们或乡亲们所谈到这百年历史——百年历史变与不变的人心，小说思想艺术的敏感点并不是“紧跟形势”，与之对接，而是与时代的人心、人的情感命运对接，当然也与含辛茹苦的祖先对接。他在诗集《向万物致敬》中写道，“我站了多久，它们就站了多久

那些电线杆上的黑鸟

仿佛蓄电池，与太阳交换内心的光明

在春天的早晨，我喜欢过

那些灌木和乔木上歌唱的鸟儿

但此刻，我更喜欢这些

沉默的音符——它们仿佛

高压电流变成的乐章

与人类并不知晓的声音

深沉的共鸣——此刻

它们比一群掠过田野的雀鸟

拥有更远的天空”（《那些沉默的鸟》），也写到了“锣鼓之音的变化，八仙灯的阵法

奔流的木排，江边对歌的村妇

风雨中的渡船，沙滩边调皮的鱼群

——永远会有新鲜的记忆

仿佛它们隐藏在岁月中，就为了供给

家宴后的一次次精神会餐

仿佛故乡，每逢佳节

都可以得到更新”（《和父亲说起一些消逝的事物》），他的思绪和意象凝聚着，一幅更为宏大的心灵史写作呼之欲出，现在，奉献出的《长河之灯》，把这些“沉默的音符”和“隐藏在岁月中”的赣南精灵做出了自己富有敬意又不乏哀怜哀伤的表达，于是就获得了“更新”的意义。

《长河之灯》是部有追求有内涵的长篇小说。它一反那种以鲜明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人物黑白分明；8o年代以告别小农、农民致富、这些年则是信仰信念红色承传为标识）来叙写人物进行结构的套路，而是以农村底层民众不息的生命生活追求为主线，展示近乎百年赣南农民所遭逢的历史际遇，以及最内在而隐秘的精神支撑。它展示的是红区白区“拉锯”年代和建设年代赣南乡村以娶妻生子、做屋过日子的日常生活，普通乡民的生活愿景。

红区白区“拉锯”是赣南193o年代政治斗争现象，乡村和人群分为对峙的两个阵营，它强化了赣南客家的姓氏争斗相互报复——社会撕裂，《长河之灯》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国家”（民国政府）的名义下，赣南乡村生活这种迁延已久的或现（外在行为）或隐（内在心理）的文化现象，但这部作品更写出了这样的文化情境中，以灯花为代表的善良坚忍的文化之花。

作品还涉及了另一个“如何对待那个时代参加革命而命运惨淡”的主题。这是作家对自己家庭家族命运的难以舍弃的感怀，或叫精神追问，更是灯花的命运所涵盖的。小说把历史中性化，不以红白对立来结构作品，一定程度上，家庭，姓氏，人心角力角斗，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参加革命的人出于家族姓氏矛盾和个人意气，也以革命之名义进行报复，有玉就这样蒙冤被苏维埃枪毙了，这样的冤屈竟无法伸诉，给后辈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书声因二叔有玉被苏维埃枪毙，家庭而蒙上了政治污点，不能入党，进步受阻，怀才不遇。

整部作品都在写“变”，生活场景的变化、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有的是变坏，有的是良知良心现或回归），可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善良和宽容，这些都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从文化传统总结的经验，被普通的底层人用来应对动荡变化的世情，换言之，以灯花为代表的乡村人在面对时世的、家庭的、个人的厄运的时候，他们始终选择并坚持了善良和宽容，把善良和宽容当作家庭和做人处世的底色，这正是乡村人艰苦痛苦承担的精神力量，他们的顽韧和坚守由此而来。作品指出家族家庭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正是以此前此后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做铺垫的，而这部作品就是为后者立传——展现了这一幕幕沉默的风景，乡土生存和展的心灵力量。这是作者的现，也是作者的呼唤。

我欣赏这个书名，从小处着手而辐射那段宏大的历史。灯花是一个缠过小脚一生命运却艰涩的乡村林姓女人，书中所展开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与她有关。她的命运就是赣南乡土的命运。灯花既是一个乡村物象，“有财把灯罩轻轻按在灯盏上，火光更加亮堂起来。油灯边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像早逝的母亲，又像是一位姑娘……一朵硕大的灯花在火焰中绽放……”，“人们说灯花开有客来，你不在的日子，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剪着灯花……”也给人以连接传统、寄托希望的想象。何况“后记”这样慨叹：灯花与人世关联，“灯花，成为一种消逝的时光，它与人类的命运相怜相敬。”自然，取“灯花”富丽着一个作家的诗情，这种诗情是激荡的，也是沉郁的。

更具价值的，是塑造了一个叫灯花的善良乡女。革命改变了什么？没改变的又是什么？对灯花而言，善良宽容是她的本色，对她一家而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却是那么艰难。她一家生活的追求，或者说信念，就是为能做一栋青砖房子，藉此尊严地生活，但这一基本的物质之念也不可得。她家总是碰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灯花及一家子便是作者重点叙写的人物。她是大户人家出身，知道广结善缘，她的遭遇让她选择并保持了善良。她看到了延续了几代人的姓氏矛盾，用“和亲”方法和不计前嫌消弥仇恨。

《长河之灯》重笔写了灯花的青砖梦即建房梦，农民只要稍稍宽裕就想建房，第一是改善生活，第二是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作为家族衍续中的一环做出了荣宗耀祖的事业，而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长存”的，这是当事人努力奋斗并让后人铭记的见证。这固然是乡村生活的真实，但在作品里，“建房”的漫长过程又是灯花把善良和坚忍贯彻的过程，也就是刻划灯花的过程。在灯花内心，她对建房的执著更有着继承先夫的遗愿，更是她善良和坚忍的开花结果。老屋和建房“能像围墙一样，借助水泥，能够坚持着站起来，挺下去”，这就不止是物质的建房，而是借建房传导一种精神价值或力量。

（李伯勇，著名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员。赣南乡土文学先驱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选《南方的温柔》，长篇小说“幽暗四部曲”，文学评论集《灰与绿的交响》，随笔散文集《瞬间苍茫》。）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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