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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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说来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
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然而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座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霍维兹大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一个人都很快地动作，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限；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象在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一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突然拳打另一个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作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
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作代号的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长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之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还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之下散开了乱跑，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他们夺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很远冒险插入敌方纵深。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在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它们初次出场，在良好的天气下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象通俗书籍和杂志里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象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兵士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兵士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个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作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可是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个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的、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象。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运动——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兹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个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然而它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却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可是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却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的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呆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
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些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犹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1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桔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1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个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一个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元美金。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忙。这是算在交易里面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1
1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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