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成公六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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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成公六年
公元前585年，鲁成公六年。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六年春，郑悼公前往晋国，对晋国不计前嫌允许媾和表示感谢。晋国对此很重视，双方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公子偃担任郑悼公的相礼大臣。
关于“授玉”，有必要再多说几句。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作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作“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楹进入朝堂，客人从西楹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
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
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
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
士渥浊即士贞伯看到这一幕，议论道：郑伯怕是快要死了吧！自己不尊重自己。目光飘忽而走路太快，不能安稳地处于适当的位置，活该他不能长久。
二月，季文子以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二月，季孙行父因为鞌之战的功劳而获准建立武宫，这是非礼的。因为鞌之战是晋国为了救援鲁国、卫国而与齐国交战，鲁国是被救的一方，主导权在晋国手里，这样是不可以建立武宫的。建立武宫必须是自己做主而不是借助别人的力量。
确实，沾了别人的光而成为胜利者，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取，言易也。
是鲁国的附庸小国。
《春秋》记载，这一年鲁国攻取国。用“取”字，是因为太容易了。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
三月，晋国的伯宗、夏阳说，卫国的孙良夫，宁相，郑国人，伊雒戎人，陆浑，蛮氏偷袭宋国，这是因为去年的虫牢之会，宋共公找借口没有参加。
宋共公不参加会盟，就攻打宋国，而且是偷偷摸摸去，未免太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联军驻扎在卫国的地，卫国人不加戒备——也确实没有必要戒备，这些年卫国一直紧跟晋国，这次也派兵参加了行动，联军就是自己人——夏阳说便提议袭击地，说：“就算不能入城，多抓些俘虏回去，有罪也不是死罪。”伯宗赶紧制止：“卫国正是因为信任晋国，部队在其城郊都不设防备。如果袭击他们，那就是背信弃义了。即使能够多抓些卫国俘虏，晋国失去了信用，又拿什么谋求诸侯的拥护？”
话虽如此，消息却是走漏了。晋军从宋国回来，一路经过卫国的城池，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加强了戒备。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覯。易覯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受梁山崩塌的影响，晋国人决定要迁都，为此而开会研究。大臣们都建议搬到郇地和瑕地之间，说：“那个地方土地肥沃，而且靠近盐池（即解池，是当时重要的池盐产地），于国有利，于君称心，不可放弃它。”开完会后，晋景公向群臣作揖退朝。韩厥时任新中军元帅，兼任掌管宫中事务的仆大夫，跟随晋景公进入内庭。晋景公知道他有话要说，站在庭中问韩厥：“您认为怎么样？”
韩厥说：“不好。郇、瑕之间，土薄水浅，污秽容易积聚，百姓就会愁苦，身体因此而羸弱，这样就会有风湿脚肿的疾病。不如选择新田，那里土厚水深，住在那里不容易得病，又有汾水、浍水带走污秽，而且百姓听从教化，子孙后代都可获利。”
韩厥是从风水上考虑：建立国都，关系到国运，不能选择地势太低、湿气太重的地方，而要选择地势稍高、风流水转的地方。至于公室可以从盐池获利，韩厥是这么认为的：“山陵、大湖、森林、盐池，这些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过于富饶，百姓就会骄傲放纵。过于靠近宝藏，公室就会贫穷。国君又如何得以安乐？”
晋景公听了很高兴，接受了韩厥的建议。于是四月十三日，晋国迁都新田，但仍然称之为绛。
韩厥这番话，现代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靠近国家宝藏，公室为什么会贫穷呢？据竹添光鸿解释，国都靠近宝藏，则老百姓都会舍本逐末，弃农为商，不但粮食生产受到影响，而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不能增税，贫者又交不起税，所以公室就贫穷了。简单来说，这是以粮为本的农耕社会逻辑，更注重从土地作物上获得收益，较为轻视矿产和工商业的发展，没有能够从货物流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六月，郑悼公卒。
被士渥浊的乌鸦嘴言中。六月，郑悼公去世了，其弟公子即位，是为郑成公。
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
子叔声伯即公孙婴齐，其父叔，是鲁宣公的胞弟。
公孙婴齐奉命出使晋国，晋国命令鲁国讨伐宋国。于是这一年秋天，仲孙蔑、叔孙侨如带兵入侵宋国，这是奉了晋国的命令。
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楚国令尹公子婴齐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归顺了晋国。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
冬天，季孙行父访问晋国，祝贺晋国迁都新田。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楚国攻打郑国，晋国栾书救援郑国，与楚军在蔡国的绕角相遇。楚军主动撤退，晋军于是入侵蔡国。楚将公子申、公子成带着申、息两县的部队救援蔡国，在桑隧抵御楚军。赵同、赵括想要出战，向栾书请战，栾书打算同意。荀首、士燮、韩厥都认为不可以，说：“我们来救援郑国，楚军离开我们，我们就来到这里，这是把战争引到别人（指蔡国）头上了。战争没完没了，加上又激怒楚军，一定不能取胜。即使战胜，也不是好事。整顿军队出国，仅仅打败楚国两个县的部队，有什么光荣？如果不能打败他们，遭受的耻辱可就太大了，不如回去。”
栾书听从三人的意见，于是撤军回国。不过，当时晋国六军中的正副元帅，想要打这仗的还是占了多数。有人对栾书说：“圣人与大众同声同气，所以能够成事，您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您执掌晋国的军政大权，应当斟酌百姓的意见办事。您的辅佐者有十一个人，不想作战的仅仅是三个人而已。想作战的可谓多数。《商书》有言，三人占筮，听从两个人的。因为两个人占了多数。”栾书回答：“两种意见都是好的，才应该听大多数人的。把事情做好，才对大众有利。现在有三位大臣主张，可以说是大众了。听他们的，不也是可以的吗？”
栾书说得没错，不是任何事情都必须站在多数人这边，因为多数人也有可能判断失误。多数人的决定，并不一定对大众有利。作为一军统帅，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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