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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车子在晃动。我用破了洞的脑袋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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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见高杉并不是因为我想上电视，跟我母亲更是没有关系。我怎么可能选择通过上电视这种烦琐又不确定的方式来跟她取得联系呢？而且我打心底压根儿就没想见那个妈。
两年前的那件事过后，我没再联系过晴子和小晴田，大学也不上了。我搬到了仙台市内靠海的一个镇上，在那里的便利店打工，在一处老旧的木结构小楼里租了一间房。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株植物，每天通过晒点阳光、吸收一些水分来完成呼吸。
唯一的活动也就是打打保龄球。
像植物一样从早到晚无所事事地生活了很久后，在一次外出时，我碰巧看到一个保龄球场的广告牌，一下子就被其吸引，自此便开始了。
我只投十四磅的球。心无旁骛，或者说心无一物，后者可能更贴切些。
那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去保龄球场，一个人不停地扔着球玩儿。
其实我也没有多么热衷。我一直去，所以技术就好了起来，可以打出高分了，但并未因此拥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有一次，隔壁球道来了一对恋人，那个男的只有一只胳膊，可他居然只用右臂就能不断地全部打中，着实吓了我一跳。值得特别说一说的事也就这一件而已。剩下的就是日复一日地起床、睡觉、吃喝拉撒，如同植物一样地生活，再加上打保龄球。可以说，我只不过成了一株打保龄球的植物而已。
直到几个月前，我看到电视里播放了一条闻，情况才有了改变。
失踪的小学生回家了，这事情被报道了出来。他并不是离家出走，也不是走失，而是被恶意绑架，被监禁了。
我当然很快想到了两年前小晴田所在的学校生的儿童被害案。闻里也说警方“正在追查相关情况”，看来有此联想的不仅我一人。
专题节目连日报道了这一惊人事件，我也一直在关注。
逃回来的孩子必定受了惊吓，不过仍然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被关在了地下室里，据说脖子上还被戴上了锁链。锁可能是生锈了，孩子不停地拉扯使它断裂，然后趁凶手进地下室时逃了出去。地下室里有床和健身器具，孩子说那里就像爸爸常去的健身房一样。他说里面总是灯火通明，估计“灯火通明”这个词不是孩子说的而是大人加上的，反正就是很亮，连觉也睡不好。如厕就用盆解决，吃的是面包，凶手总是戴着面具，不知道长相。
仙台市内的健身房肯定要被查个遍了。
逃脱获救的孩子说的下面的这句证词使我丧失了冷静。
“里面摆了一只北极熊玩偶，涂成了红色，很可怕。”
世人可能只觉得，连摆设都这么可怕，难怪凶手能犯下这样惊悚的罪行，但我不这么想。
我脑子里一亮，瞬间又暗了下去。就好像电流涌过，保险丝断掉了一样。
提起北极熊玩偶，我只能想到一件事。
我几乎要拿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尖叫。
上初中时，我和风我、脏棉球遇见一个站在路边的小女孩，她告诉我们她离家出走了。风我将一只看上去几乎浑身是血的北极熊玩偶塞给了她。
她没能拒绝就接过了玩偶。她似乎被玩偶身上的血色吓坏了，想要扔掉，但又觉得这样会伤害北极熊，结果就表情沮丧地一直抱着它。
然后，她被一名未成年男子驾驶的车给撞死了。
我以为当时那只北极熊玩偶一定和小女孩一起被碾碎了，支离破碎，最后被处理掉了。
如今它却再次现身。
这个孩子在他被囚禁的地方见到的玩偶，就是当时风我交给小女孩的那个。
或许有人会指责我太过武断，不过我也不是全凭感觉。
我只能那样去想。
沾满了血的北极熊玩偶会有很多吗？而且，它两次出现都与凶残的事件有关。
我注意到自己已经行动起来。
我从柜子里搬出好几年都没碰过的箱子，打开来寻找里面的名片。那是我和风我混进小玉叔叔组织的秀场大闹的那天晚上带回来的。
然后我找到了当初粉丝俱乐部中的一员——那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我想过既然小玉叔叔家生了那样的事，那么律师或许也更换了自己的住址，出乎我意料的是，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和名片上的一样。我仔细一想，我们在小玉叔叔家引的骚动并未被公之于世，他最正常的选择自然是维持原样不变了。
我联系了那个律师，佯装要做法律咨询，等一见面就对他起了威胁。
“当初那个案子中那个未成年的肇事逃逸犯现在在什么地方？快说！如果你不想让小玉叔叔家的变态秀被曝光，不想它闹上台面的话，就快说！”我步步紧逼。
律师并未负隅顽抗。他心里似乎早有准备，为了自救，可以抛弃多余的一切，十分干脆地将“保密义务”抛诸脑后，远远地扔开，仿佛那是紧急迫降时碍事的行李。
凶手当时还是高中生，他的富豪父母厚颜无耻地对律师说“钱要多少都可以，只要设法让儿子平安就行”，律师也答应了，可能还干劲十足。
未成年的肇事逃逸犯成了律师的朋友的养子，有了另一个名字——高杉。我还知道了他如今生活在东京，在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上班。而且他人虽住在东京，仍然频繁地去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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