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荔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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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2o2o年的清明节后，次前往广州增城白水寨景区参加公司的团建活动，这个团建活动其实就是广州市内一日游，习惯坐在窗边位置的我，总喜欢盯着向后退的风景。在快要进入景区的主干道旁，看到当地很多农民摆卖荔枝，顿时意识到广州增城盛产荔枝，据说荔枝很具有营养，但是从小缺少水果营养的我来说，着实对吃水果不曾讲究，只是看到这群农民摆卖荔枝，联想到生在自己身上的荔枝小事。印象中，次接触荔枝是十四虚岁那年在浙江金华的暑假，有个市女老板看我小男孩似的，随即递给我几个红红圆圆的，当时的我并不认识这是人们眼里好吃的水果，于是不假思索的拒绝了人家的好意，随后旁边的父亲说我傻傻的，好吃的荔枝都不要，最后父亲笑纳了人家好意。次见识荔枝，是否将它投入嘴里，已无从记忆，记得随后的一两年暑假期间，在前往浙江金华的火车上，看到座位上有几个白白圆圆的果实（后来才晓得是剥壳的荔枝），或者对面座位的人觉得嘴馋而示意我来一个，我同样不假思索的谢绝人家好意，这是记忆中第二次拒绝人家赠予荔枝的好意。
虽然记不清几时开始吃过荔枝，其实回头想想，童年时期就应该吃过荔枝的，只不过那时吃的荔枝是经过工厂加工而成的罐头，因此意识不到，罐头里面的果实是荔枝，一直以为吃的是罐头。少年时期，两次谢绝人家赠予荔枝，应该是幼时家贫，很少品尝到外地水果，进入故乡的外地水果品种，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汤山雪梨，再者乡下常见的水果多是农田里种的西瓜、香瓜等，连今日唾手可得的苹果和香蕉都较为少见。至今为止，对很多好东西都保持了不碰的习性，大概率是因为成长环境中缺乏，进而身体习成了对“食”的惰性特质，时至今日，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很多，但依然极少情况会自己添置富有营养的水果，包括南国的水果之王荔枝。
对于盛产荔枝的岭南人们而言，食荔枝极为平常，若是将时光倒回二十多年前，身在鄱阳湖平原成长的人们，荔枝并不是轻松便可以获取的，在往前倒回至唐代玄宗时期的京师长安，荔枝犹如奢侈品，只能富裕家庭可曾见。由于今日运输及冷藏技术达，产地岭南新摘下的荔枝，可以保鲜当天送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唐代，哪怕是八百里加急处理，岭南的荔枝要想送往李唐王朝的皇宫，恐怕都要一周以上，即使从四川产的荔枝送往京城，即使是朝廷的直达，想必也需要个三四天。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素爱荔枝，为了博取宠妃的一笑，自有醒目的臣下为唐玄宗分忧，于是特地从路途遥远的岭南或者川蜀将新鲜的荔枝火送达皇宫，以争取赢得皇帝及杨贵妃的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留有一流传甚广的荔枝诗，是他过华清宫时感慨之作。
《过华清宫绝句三其一》
（唐）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这组诗中的华清宫，也叫华清池，坐落于骊山之上，北接渭水，是唐代皇帝游玩的行宫，今日是它是星级旅游景区，是西安唐代文化的标志性景区，是国内外游客感受大唐风采的绝佳去处。今日的人们，对华清宫最为耳熟能详的故事莫过于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在此游龙戏凤，华清宫内温泉资源丰富，据传至今仍存留杨贵妃的浴池，不过今日看来，这浴池丝毫不起眼。华清宫至今为止，历经上千年的沧桑变迁，虽然它是后世经过多次修缮、复原唐代遗址而成的，但也多少保留了唐代建筑的风貌，得以让后人欣赏到唐代风华。今日的华清宫，往前对比被付之一炬的阿房宫，往后对比早已隐入尘土的宋代皇宫佳苑，无疑是幸运的存在，毕竟在近现代具备保护古建筑的技术条件下，很多古典建筑都已然成为历史。从杜牧这诗及另外两看来，华清宫所在的骊山拥有旖旎的自然风光，作为皇帝的行宫，自然也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此沉迷莺歌燕舞的故事，更是成为诗人白居易创作长篇诗歌《长恨歌》的历史源泉。
从诗题可知，杜牧是经过华清宫后创作了三绝句，这荔枝诗是第一，当然也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其大意是说在长安回头眺望骊山宛如一堆锦绣，山顶上的华清宫成百上千的门依次打开，一骑驰来的烟尘滚滚，妃子们欢心一笑，无人知道是送来了新鲜荔枝。前两句是描写了华清宫所在的骊山美不胜收的风景，鳞次栉比的华丽宫殿，来衬托皇帝及妃子们奢靡的生活场景，后两句写到从都长安千里之外进献荔枝的画面，仅是为了博取妃子笑，从而衬托皇帝不惜劳民伤财的为宠爱之人供应荔枝，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女人，杨贵妃是幸福的，有人为她不惜民力博她一笑。这七言绝句及另外两诗都是围绕杨贵妃而作的咏史诗，经过华清宫的杜牧，遥想及唐明皇晚年怠政、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皇帝及贵妃作胡人舞蹈以求得恩宠等典型事件，富享圣恩的安禄山却举兵反叛，致使国家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战乱，进而使得李唐王朝开始江河日下，看到深受藩镇割据和党争困扰的政局，或许它已经微微感觉到李唐朝廷摇摇欲坠，故而创作三咏史诗表达感慨及警示世人。
杜牧的这诗的主旨，延续了叙述中国历史的传统弊端，将皇帝及上层统治阶级的失误怪罪到一位女性身上，好比商纣王的灭亡归罪于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怪罪于褒姒，南朝陈后主亡国怪罪张丽华等。按理说，得到皇帝宠爱乃幸运之事，为其家族带来了荣耀，却不幸遇到了安史之乱，安禄山起兵却打了“清君侧”讨伐杨国忠的名义，作为贵妃的兄长，杨国忠虽然历史评价不高，但是把责任归罪于他们兄妹，似乎有失公允，历史事实毕竟是残酷的，杨国忠被贴上了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标签，杨贵妃被赋予了红颜祸水符号。安史之乱，要责任肯定是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导致，宰相杨国忠责任自是重大，在跟随唐玄宗逃亡蜀郡的途中被乱兵所杀也算是咎由自取，不过要杨贵妃背负祸国殃民的罪名，实属说不过去。据历史记载，杨贵妃并不过问朝廷政治，不卷入权力斗争，而以自己的温顺和艺术才华而赢得唐玄宗的百般宠爱，至于她与安禄山之间的故事，并不足以成为安禄山反叛的合理解释。杨贵妃的身死，离不开其兄长的专权，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杨国忠为了私利枉顾朝廷安危做出错误决策，承担祸国殃民的责任自是应当，于是牵连到贵为妃子的杨玉环，给杨贵妃贴上红颜祸水之便签，或是文人们调侃或者讽刺所需，而非杨贵妃真有其责。
杜牧的这诗是根据杨贵妃嗜荔枝的特质而创作，借以讽喻唐玄宗宠幸杨玉环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正常来讲，单纯的从千里之外传送荔枝到京城，上升至评价皇帝因此而劳民伤财实则有点幼稚。对于爱好荔枝的京城富裕家庭，要想吃的新鲜的荔枝并非难事，朝廷真正劳民伤财的是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和对外战争等，荔枝的上市也仅仅个把月时间，即使每天从岭南专递新鲜荔枝到京都长安，花销可能还达不到庙堂上臣子年俸水平，何以谈劳民伤财，更遑论杨贵妃祸国了。嗜好荔枝之辞，唐代史书上记载了杨贵妃，被杜牧演绎在唐诗中广为流传，在诗词中表明自己嗜好荔枝的，北宋词人苏轼算是较为出名的，他的荔枝诗作以《惠州一绝》或《食荔枝》呈现在今人眼前，是继杜牧之后描写荔枝的名篇，它出自苏轼被贬谪至惠州时所作的《食荔枝二（并引）》。
《惠州一绝》
（宋）杜牧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苏轼这诗看来，苏轼应该是很惬意岭南的生活，不辞长作岭南人，也即愿意永远待在岭南之意，换作今日，岭南的珠三角吸引了最多的外来人口，肯定很多人愿意长久待在岭南展，而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如苏轼般的士大夫泰半不愿意沦落至岭南地区，毕竟宋代对岭南的看法，尚有浓厚的蛮荒之地概念。苏轼未被贬谪岭南之前，因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好友曾被贬至岭南，北还至京城汴梁后，苏轼询问朋友岭南的境况后作词《定风波》写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足见未曾来到岭南之地的苏轼，对岭南的认知颇为不善，而且在宋代时期，贬至岭南被视为很严厉的惩罚，时过境迁，今日若是官员调任岭南则是右迁。
这绝句大意是，惠州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杨梅天天都有新鲜的，每天吃三百颗荔枝，甚是愿意一直做岭南人。作为贬谪之臣，苏轼作诗以及动向想必很快会传递到京城，可想而知，苏轼作此诗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在岭南安贫乐道，其次也是告诉远在京城的政敌，而这个政敌却是已经荣登相宝座的昔日好友章惇，作完此诗的第二年，针对苏轼的新贬谪命令便下达，将苏轼贬谪至海南的儋州。因言获罪的经历让苏轼转变成苏东坡，也使他名留文学史册，颇具才华的苏轼验证了“古来才命不相当”的谚语，或许是腹有诗书之人，喜欢我行我素，容易轻浮祸从口出。这诗犹如他要告诉朝廷的当权者，即使把苏轼贬至岭南蛮荒之地，依然可以保持乐观豁达，但是这个豁达也让他吃了更大的亏，京城的执政者听闻苏轼还不辞长作岭南人，于是将他贬的更远，远至海南岛。在宋代，被贬至岭南或海南岛，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贬谪，若不是时运尚可，苏轼真的会客死海南岛，在海南岛的第四年，宋徽宗赵佶依照兄终弟及而继承皇位，为了缓和新旧两党之争，将贬谪的士大夫纷纷调回或者准予北还，第二年北还路上苏轼便病逝，倘若宋徽宗晚个一年多继位，苏轼将会在贬谪地海南逝世。
描写荔枝本身的诗，多半会描写荔枝的自然特质，如白居易写“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和诗人戴叔伦写“红颗真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这些荔枝诗句时至今日几无知名度。不管是杜牧借荔枝来讽喻朝廷的掌舵人，抑或是苏轼借荔枝来刺激朝廷当权者，这两诗都不是写荔枝本身的，反而传诵较广，因此一诗是否值得传诵，和它蕴含的寓意息息相关。荔枝在国内的盛产地无疑是岭南，曾经见识过广州从化乡间路上的荔枝树，长满荔枝无人采摘，再者它的盛产地是四川，中唐诗人张籍在其《成都曲》中描写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足见唐代时四川便盛产荔枝。四川和岭南皆盛产荔枝，一般情况下，杜牧和苏轼诗中的荔枝都看作是岭南荔枝，不过有人认为杜牧诗中的荔枝产自四川而非岭南，合理的解释是从运输角度上，四川荔枝运往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确比岭南运过去更科学合理点，按理说唐玄宗也的确不需要舍近求远，更何况安史之乱时，他携带贵妃逃亡的方向便是四川。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写诗，而苏轼的文学成就则是写词，杜牧的青楼诗无与伦比，苏轼豪放的词独树一帜，两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可能女性更喜欢苏轼，男性有可能倾向于欣赏杜牧，多对杜牧“青楼幸名”颇为欣羡，喜欢苏轼多为其人在逆境中还能保持豁达的情怀，这是世人普遍缺的情感。从诗词角度上看，两位都是很优秀的文学家，在教育孩子背诵他们的作品时，孩子不假思索的说喜欢杜牧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而背诵的苏轼十多经典诗词，未有引起孩子共情倾向的诗句。的确如此，苏轼的诗词适合传达积极向上豁达豪放的情怀，但是难以激起读者内心的共情倾向，在这点杜牧略胜一筹，两人的“荔枝”诗，就思想层次来看，当属杜牧再赢得一筹，或许苏轼的成就在于词而非诗，论诗抑或本文中的荔枝诗，杜牧有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读后令人会有回味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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