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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二章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虽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对他们不予严惩，但声明下不为例：“嗣后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清高宗实录》）

这道严旨，表面上是颁给太监的，实际上是说给太后的。聪明的老太太从此长了记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违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关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结局。

不是乾隆对母亲过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历史上母后专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许本身并没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开启了太后影响国政的先例，必然就会有很多人伺机而入。自己“隆养”太后，尊礼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亲戚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时候再想处理，难度就大了。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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