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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泰罗尼亚第一任总统马西亚可能是我最敬佩、最欣赏的政府领导人。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极具勇气与尊严，深受加泰罗尼亚历史及高贵传统的熏陶。他原是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中校，为了献身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理想而辞去军职。有人说他就像堂吉诃德，他从不放弃。他遭到警察追捕和迫害，也因政治活动而遭到监禁，甚至被迫流亡多年。加泰罗尼亚人民敬爱他，各个村镇都尊称他为“祖父”，对人民来说，他不仅像个父亲，更像是祖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从不曾在西班牙的任何选举中投票，我不在乎那些在君主政体下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可是当我听见马西亚演讲，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要选的人。我生平第一次为政治选举投票就是投给他。他相貌英俊，留着一把大胡子，我们次见面时他虽然已有七十岁，但是举止仍旧像个军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我常有机会与他见面，彼此相谈甚欢。而且他对我是那么亲切有礼，走到门口总是礼让我先走。他于一九三三年冬天去世，举国为之哀悼。

  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和我最亲密的友人是诗人本图拉·加索。有几年，他是马西亚的亲近同事，虽然他的年纪足可当马西亚的儿子。后来他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长。加索个子矮小，感觉极度敏锐，充满爱国热情，总是系着长长的蝴蝶结。我和他相处极为愉快。他的职业本是教师，很懂得跟儿童相处。他十分了解音乐，音乐品味极佳，那对他而言是种本能。

  从一件事就能了解加索这个人。本德雷尔和巴塞罗那之间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当远。我每次行经这条路，常想起还没有汽车或货车的年代，那时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资运送到巴塞罗那，得靠马匹或骡子拉车。我脑中会浮现出那些可怜的动物奋力爬坡的情景，车夫对他们大吼大叫，还会鞭打它们。我会想到它们的疲劳和痛苦，想到它们何等吃力地执行任务。在高处有间像咖啡馆的小店，车夫会在那里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给马匹饮水。有一天，我把这情景描述给加索听，对他说：“如果给那些动物竖立一座纪念碑，你觉得如何？它们为巴塞罗那带来如此丰富的物资，并且因此受了那么多苦。”本身就是诗人的加索想象着一番情景，喊道：“这个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做。”他一点儿也不犹豫，当下就做了决定，并且立刻下令拟订竖立这座纪念碑的计划。遗憾的是这座纪念碑最终没有建成，内战中断了这个计划，一如其他的计划和希望。

  在马西亚、加索、阿扎尼亚这等人物的领导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见证此事令人振奋，而更令人振奋的则是参与其中！当受邀担任政治职务时，我拒绝了，这违反我不任官职的原则。可是后来，我被请求担任音乐委员会的主席，那是加泰罗尼亚文化委员会底下的一个部门，我欣然同意。我们习惯每周在自治政府开会一次，每次三小时，加索经常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的目标是规划并组织各种推动加泰罗尼亚文化展的力量。

  从小我就珍爱艺术，而墨菲伯爵让我了解到教育的真正意义，如今我看见全国人民都能获得艺术和教育，不仅是那些富裕之人，还包括都市里的穷人和乡村里的农民。通过我的乐团和工人音乐会协会，我致力于把音乐带给大众，如今这个理想在全国各地各个阶段的文化实践中实现了。建造学校的度要比在君主政体时快上十倍，在共和国的头几年，盖了将近一万所学校！而且许多是盖在乡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权之下，加泰罗尼亚的学校禁止教授加泰罗尼亚语，只能教授作为西班牙语的卡斯蒂利亚语。剥夺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权利，毁掉他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在共和国时代，这种情况也随之改变。如今学校教导孩童加泰罗尼亚语，虽然他们也学卡斯蒂利亚语，但是要先学加泰罗尼亚语。学校也教他们乡土的历史，包括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学者、英雄，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加泰罗尼亚的旗帜与共和国的旗帜并列，飘扬在加泰罗尼亚上空。

  共和国的大规模教堂计划中，有一个阶段特别令我兴奋。这一阶段由自由教育机构监督，这个机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末由一群大学教授创立，他们因拒绝宣誓效忠“王冠、教会与王朝”而被开除教职。该组织希望能把教育带进西班牙与外界隔离的落后村庄，领导人是伟大的艺评家曼努埃尔·科西奥。在共和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开始大力推行此计划，把戏剧带到最偏远的地区，并且协助村民建造学校和图书馆，由他们提供书籍。

  在那段非比寻常的日子里，艺术家、教师、所有把文化带给民众的人，都受到政府机关的特别礼遇。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关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国政府所颁赠的荣誉，他们待我十分周到，事实上，我常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种褒扬。然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对待我的亲切，给我的爱与关怀，是我不曾在其他国家感受到的。为了我和我的音乐，他们什么都会去做，为了协助我的工作，他们连最小的细节也不会忽略。不仅政府官员如此，地方政府、工会组织、大学教职员也一样。我获颁的荣誉不计其数，多到令我尴尬，我说：“请别再做这种事了，已经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罗那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帕乌·卡萨尔斯大道”；我受到许多市镇的公开表扬和市民礼赞。我被称为巴塞罗那之子，并成为马德里的荣誉市民。为此而在马德里举行的那场音乐会，我记忆尤为清晰。演奏结束后，欢呼声几乎能把人淹没，观众似乎永远不打算离开会场，他们一再鼓掌。然后，渐渐地，观众一小拨儿一小拨儿地离去，而总理阿扎尼亚坐在包厢里继续鼓掌，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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