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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上面的话，接下来说：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1dquo;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1dquo;产业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打油诗；从但丁（dante）到却叟（net-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1dquo;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中国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7页）
上面提到的几组事件，每一个相对应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两件与胡适自己有关。毋需一一诠释了。单说&1dquo;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和&1dquo;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吧。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文章一开头就说，提起当时讨论&1dquo;文学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那个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职务是每月寄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钟想利用他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1dquo;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1dquo;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1dquo;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1dquo;可是钟先生的热心真可厌！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总照样夹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胡适平时是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是不应该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1dquo;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有点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1dquo;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1dquo;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ofartsandsnet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1dquo;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1dquo;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1dquo;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3）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开始和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话文的理念已基本确立。而一件小事的生，又将他逼到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这年七月八日，任叔永、陈衡哲、杨杏佛等人在美国凯约嘉湖上摇船游玩，近岸时小船翻了，又遇着大雨，虽说没伤着人，大家的衣服全湿了。任叔永做了一名为《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给在纽约的胡适看。经过一番书信往还，胡适故意要气气这位好朋友，便写了一一千多字的白话诗回答他。此为胡适做白话诗之始。
赵家璧找人分头编《中国文学大系》各集时，找的都是在这方面最为权威的人士。文学的&1dquo;建设理论”，当然非胡适莫属了。胡适也不客气，全集收文五十篇，他自己的就有十九篇，连上那篇序言，就是二十篇了，占了少一半。而那篇叙述他在美国怎样思考改革中国文学语言的《逼上梁山》，列为全书的篇，且单独作为一辑，名为《历史的引子》。于此也就可知胡适对自己在文学理论建设上的自负了。
他的这种自负，历来研究中国文化运动的学者，也都是承认的。美国学者J。B。格里德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分析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说：
胡适这篇标题谦谨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陈述了这场准备就绪的运动的意义。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对他奉行的价值观的坚定信心，对历史变革进步目标不动摇的乐观信念，使胡适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坚定信念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一个个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赖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成功战胜早年逆境的青年，一个未受中国社会及政治崩溃精神打击的幸存者，文化时代出现的名星之一，善于表达，富于创造，是文化理想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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