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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县衙门前鞭春之后，“庶民杂沓如堵，顷刻间分裂都尽，又相攘夺，以至毁伤身体者。得牛肉者，其家宜蚕”。

《皇朝岁时杂记》载，汴京，立春前一日，大内（皇宫）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盘中生菜，染萝卜为主，装饰置奁中，烹豚、白熟饼、大环饼，比人家散子，其大十倍。

民间也以春盘相互赠送，表示祝贺。宋人程公许《立春诗》：月坠霜空发上亭，土牛今日却鞭春。

（《两宋文化史》）

2。酿柑酒：安定郡王立春日，以横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苏东坡《洞庭春色》诗赞美此酒。

3。陪酒歌妓之前的注释里提过，再这里再强调一次：“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这里的歌妓，通常只是卖唱陪酒，并不卖-身，南宋笔记《都城纪胜》说：“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

4。高级的酒楼，都使用银器，老主顾还可以带回家，下次再带回来。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菜蔬，无非精洁”（《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5。关于请客吃饭和喝酒的价格：

《参天台五台山记》里记录了招待雇佣的民夫的花销——十三个人吃饭喝酒，最多一次花了一百五十八文，最少一次九十八文，每人平均才十文左右。（不过这不是在京城里）

在京城，普通人下馆子也不贵。在北宋末期的东京，小饭馆中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份不过十五钱。”“菜蔬精细，谓之‘造齑’，每碗十文。”而到了南宋的临安，就算是像样点的“大酒店”也能“两人入店买五十二钱酒，也用两支银盏，亦有数般菜”——不单给高档酒具用，还有下酒菜赠送呢。甚至在瓦舍中，“壮汉只吃得三十八钱”，要酒足饭饱并不难。

如果想要点面子讲点身份，吃顿宴席就不是这种价格了。苏东坡记载过一件事，是两个人以围棋赌胜负，胜了的得到苏东坡的一幅字，负了的要请客吃饭，标准是五百文。

苏东坡大小是个官，而且是文人，吃饭自然讲究一些。三个人的一顿宴席，五百文也就够了。（《活在大宋》）

6。有酿酒权的叫正店，从正店贩酒来倒卖的是脚店。脚店相对来说比正店便宜，装修也没正店豪华。酿酒的话，要每年从官府处购买官曲以及拍卖经营权来的，不能私酿酒。（《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p119）

7。官妓的确可以在公宴里被召来奏乐助兴，但不能为私宴召，开销是公款里出的……史上嘲讽脸上有刺青的狄青为‘斑儿’的那个，就是官妓。

8。为歌妓谱曲的大官太多太多了，欧阳修有，张先也有（就是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主人公），对他们仕途根本毫无影响，而被视为一种生活情趣。柳永倒霉，主要是他做了过头，外加写那首赌气的鹤冲天引起了皇帝不爽的，才会仕途多舛，倒不是他为歌妓写几首小词所导致的。

第六十四章

“我方才说，”陆辞挑了挑眉，重复道：“我欲到主廊檐面上，唤两名歌妓来筵前歌唱，或打酒坐。”

柳七不假思索地反驳道：“刚还只说一名，怎这会儿就变两名了？”

陆辞充满敷衍地回道：“噢，那就一名吧。”

柳七还要说话，忽觉如有芒刺在背，不禁一个激灵，赶紧回过神去，就对上了朱说满溢着愤怒谴责的灼烫目光。

显而易见的是，在朱说眼里，过往一直得体有礼地婉拒那些漂亮小娘子的求爱，完全称得上清心寡欲、洁身自好的翩翩君子陆摅羽，之所以会突发此想，定是受了劣迹斑斑的柳七的怂恿。

相比朱说对柳七的熊熊迁怒，易庶和钟元在错愕之余，也对这京中酒家里的甲魁樊楼的歌舞抱有了好奇之心。

至于颇好此道的滕宗谅，就更不可能反对了。

他在最初的惊讶后，面上就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促狭的笑，大方道：“既然柳兄要请了这桌酒菜，那两名歌妓的打赏，就干脆由我来吧。”

到头来，对陆辞轻描淡写地提出这一提议，还感到难以置信的，居然是平时最浪荡的柳七，和最正经严肃的朱说。

那恐怕是在他们二人的潜意识里，陆辞的形象堪称冰心无垢的缘故。

陆辞无奈道：“只是喝个小酒，顺道听个曲子，你们何必反应这么大？尤其柳兄，你在欢楼里听过的歌舞，怕是比我吃过的盐还多吧。”

看柳七已被堵得无言以对，朱说虽心里别扭，但也不愿扫陆辞的兴，便立刻点头附和了。

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后，陆辞便唤来背着干净白巾子到处走动，随时准备听从客官吩咐的小二，给了五十文的小费，请他将楼下凭栏的歌妓里，召两位上来。

那伙计忙不迭地应了，又小声问道：“不知客官属意，是哪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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