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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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开始，到公元907年唐灭，饱受藩镇割据之苦的唐王朝起起伏伏地走过了152载。虽然中央政权急遽衰弱，却也曾在宪宗时期又逐渐复兴，但最终还是随着宪宗的驾鹤西去而走向灭亡。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前前后后设置了八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藩镇，参加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

宪宗削藩，在镇压了叛乱的藩镇，绞杀了乱党之后，又重新安排新的替代者。从根本意义上说，宪宗对于藩镇的措施不叫削藩，而是通过镇压叛乱，让各地的藩镇老实点，并没有收回藩镇的实际权力。而真正处于割据状态的其实只有河朔三藩。宪宗在世时的“元和中兴”大大打击了藩镇的气焰，但是等到他去世，河朔三藩再次反叛。其余的藩镇则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稳定。

这就不得不深思安史之乱后到唐亡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各地的“藩镇割据”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割据。

前面曾简单说过唐代地方政府的结构。唐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但是到了后期，藩镇内的各项自主权致使它具有强大的独立性。而藩镇内部的选官也随着藩镇的独立变得自主起来。地方政府逐渐演化成为节度使自主治理藩镇的状态。即便朝廷插手到藩镇内部的官僚人选，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各地独立的局面。更是随着节度使官位的继承，越发地难以控制，颇有一种回到秦以前的以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的状态。

但是藩镇割据和分封状态又有本质的不同。藩镇的存在其实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听从中央的政令、服从中央的指挥，整个国家的体系、制度仍旧是一套的。而分封则有着自己内部的专项制度。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宪宗削藩采用的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藩镇由唐玄宗时期的十个增加到元和四十八镇，唐廷通过不断地将原本比较大的版块分割，致使各个藩镇之间互相牵制，以求王朝虽有内乱而不至于急速灭亡。

因此说藩镇是一种唐代特殊的地方政体结构，并且在唐朝后期有着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这里就介绍一下藩镇存在的价值。

（一）以新治乱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了山南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黔中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担任，其目的是用皇族血脉稳住大半江山。到了肃宗时期，又在长安东都设置了同、华两州节度使，在与安禄山斗争激烈的河南设置玄武、豫许等节度使。这种以设置藩镇来抵抗叛乱藩镇的手段，在安史之乱时期显得尤其重要。

这种措施和汉初刘邦剿灭异姓王而重用同姓宗族的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朝廷的部署传至各地时，地方“始知乘舆所在”，这些新的节度使又有了抵抗的信心和动力，这就是《黄石公三略》讲的：“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显而易见，藩镇的增设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的。全国已经进入到战时紧急状态，唐廷动用所有的战争机器，将战时体制、军事、政治都融入到了“藩镇地方政治”中去。在难以制止的内战面前，选择以新治乱的手段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二）以分求和

安史之乱后，为什么唐廷没有及时削藩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权？前面讲过，安史之乱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之功臣藩镇，不是打压的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同时募兵制下的藩镇兵将一体，有着长时间的雇佣和从属关系，战后兵民的妥善安置对于国家稳定来说非常重要。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藩与中央貌合神离，对朝廷虎视眈眈，边疆的游牧民族又像饿狼般随时觊觎长安，同时黄河流域在战乱后满目疮痍，唐廷内部架构紊乱，国库空虚。

此刻的唐廷命悬一线，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国家陷入瘫痪，随时可能崩盘。对这样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来说，“维稳”是第一步，要维持藩镇的存在，以求在这样的分割状态下得到喘息的机会。

此时藩镇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让节度使能够在藩镇内部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管理。只有各个零件良好运作起来，才能保证唐王朝这个机器的复苏。《白居易集》中所谓“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三）以分定扰

安史之乱后，唐廷本身乱成一团。到代宗时期，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并一举攻下长安。这几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全部被吐蕃占据。同时南部的南诏国与吐蕃会盟，给唐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边防地区布置重兵是必须之举措。凤翔节度使具有“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功能，邠宁有“华夷要地”“以威西戎，以护中华”的使命。西北西南十六镇在战略地位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藩镇也要肩挑起殿邦御侮的职责。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吐蕃入泾、陇诸州，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夜袭敌营，击退吐蕃，收复盐州；泾源马璘，“以破虏为己任”，刘昌在镇十三年，而“边障妥宁”。

穆宗时期的卢简求先后坐镇泾源、北庭、凤翔、河东，对边陲地带的少数民族“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至抚御，便鄙晏然”。

所以说，藩镇在保护唐王朝不受外患侵扰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财政支持

同时，在讲藩镇类型中谈及的“东南型藩镇”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

如浙东地区“财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淮南地区“控荆衡以淞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比为咽颐”。《新唐书·食货志》载，贞元二年，唐廷增加江南漕运，令浙江两道每年进米七十五万石，另以本道两税折纳一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亦百二十万石，淮南二十万石。

这些富饶高产之地不管是为唐廷战后的元气恢复还是宪宗削藩军事费用的提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得不说，在安史之乱后大伤元气的情况下，唐王朝能够屹立百年而不灭，就是有力地利用了藩镇的独特性和特殊的政治手腕，致使整个江山呈现类似“割据”而未分裂的局面。

藩镇的存在对于唐代中央政权来说是把利刃，利用得好，能使李唐衰而不倒，起起伏伏地维持上百载，继而在日薄西山之际能够出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这样的振兴。

不过，仍旧像钱穆先生所说的“政治的好坏仍旧需要人来运作”。因此在唐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的无能昏庸，使得唐朝一直走下坡路，此后一蹶不振。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爆发农民起义，唐朝经济的命脉江南地区遭到黄巢的沉重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黄巢起义后，唐朝的统治基础被彻底打破。整个唐朝中后的治乱，结局正如黄巢那首《咏菊》：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藩镇便在此时借着农名起义的风势，着黄金盔甲而灭唐于朝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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