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狂讲道德经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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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儿我们现代人知道，分子间是有间隙的，原子核中核子之间也是有间隙的。整个宇宙世界从微观到宏观，都是框架结构。

老子倒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体系，但他从“道”以“无”的形式充盈于世间的角度去想，就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再致密的物体，它内部依然浸透着“道”的存在。这不也挺有点儿殊途同归的味道么？

老子以“无有入无间”来切入到“无为，行不言之教”上，就是说“以道治国”就要顺其自然地“无为”。顺其自然地“无为”，就是在行不言之教，就能使治国之“道”深入人心，从而可实现社会风气的自然归化，自觉纯朴。

当然，这的确有点儿理想化了。

但此处老子也仅是从道理上这么说的，理论上还是过得去的。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这是总括之言，就是说无为而治，能达到不言而教，天下归化的效果，所有治国之策中，极少有能赶得上它的。

可以说，老子在此极其扼要而又隆重地向统治者推荐了自己“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此章老子讲要知足，旨在劝诫统治者勿贪。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说:名誉与自身哪个更亲切？自身与财物哪个更贵重？获得与失去（亡）哪样更有害（病）？

老子这三个比较式问句层层递进，直指核心内容:贪，其实是不知轻重，不识根本的行为。

其中潜藏的逻辑是:古人重名誉，宁愿身死也不毁坏自己的名誉。而钱财乃身外之物，为财而死不值得。

得与失是对立统一的，有些东西得到了反而有害，有些东西失去了未必无益！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老子此处强调的是不要贪图眼前的利益，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要守住根本，知足即好。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说的是太喜欢某些东西了必然就会有太多花费在这方面上去了；收集贮存的财物多了，肯定就会损失惨重。

老子此句是紧接前面的对比诘问而提出的生活哲理，旨在指明“贪”不可取，必会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

故老子紧接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知足就不会遭致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殆，危殆）。这样就可保长期平安。

老子说这些是从常理角度说的，对任何人都适用。但他主要是要告诫统治者不要贪得无度。因为老子把后果说得挺严重的！

对小老百姓而言，绝大多数似乎达不到那个“辱”与“殆”的程度，只有统治者，自以为贪得自然，贪得心安理得，结果贪狠了就最终弄到受“辱”且“殆”的程度。

而“贪”这一问题又一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决。至今全世界各国政坛，贪腐都是个难以根除的毒瘤。其实根本点也在老子所说的道理上去了！价值观不正确，不能持“功成而身退”之心去搞好公务！

老子希望统治者能从提高自身素质来提升这方面的认识，从克己益公角度出，少得点儿便宜，吃点儿小亏而最终成就自己治国方面“身死而不殆”的不朽功绩。

不过几人愿听？

当然，老子所指的贪，主要指统治者的贪。因为春秋时期的政治，国君就是一国的法人代表，而他下面的臣子仅属家臣性质。国君的贪，会严重影响到其国家的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后果。

到秦朝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统治者才真正意义上是整个官僚体系，其体系内部的贪腐才具备了如今所说贪腐的意义。

即使贪如王莽，他也似乎不是为他个人而贪了，而是为他所代表的儒家官僚体系而贪！

所以，老子这些劝诫就更显得极具政治智慧而犹为圣明了！

对最高统治者而言，重大经济决策时就该考虑到是否涉及到“贪”了。

如汉武帝让朝庭垄断盐铁经营，宋朝垄断茶及陶瓷经营，明朝垄断的丝绸经营等等，是否涉“贪”与民争利，是挺值得推敲借鉴的！

老子是极其反对与民争利的，他在后面第五十三章是严正提出来了的。

他把那种“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国内搞得“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的国君视为“盗竽”！

当然，由于历史阶段局限，老子不可能看到朝庭经济产业的与民争利，但道理是相通的！

司马迁倒注意了下经济方面，不过也仅提了个“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建设性意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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