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逃难之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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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叫张万东，17岁，在长春围困战中，他们一家人恰恰在长春城内。

那时的长春粮食供应几近断绝，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他们一家随众踏上了逃难路。

回想那九死一生的逃难经历，不仅潸然泪下。

长春地处东北三省的中枢，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

他们家的住处离新京火车站很近，距满洲铁路医院（简称满铁医院）也不远。

记得，他和哥哥那时候在大和通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后，他和哥哥便拿着铁钩、篮子去火车站捡煤渣（煤核），冬季生炉子用。

他的父亲在一家名叫金泰的日本蔬菜部打工，早出晚归，薪水勉强够全家吃上高粱米。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长春，之前的四平之役，战斗非常惨烈，国共双方四进四出，以国民党军全面溃败而告终。

随后解放军对防守在长春城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全面包围，切断了空中运输，要进行长时期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

这使得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燃料极度匮乏。长春市民也未免忧心忡忡，粮食眼见所剩无几了，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他和哥哥很早就停学了。

大和通学校被国民党守军占作战时医院，那时，长春有市民4o多万，加上守军，共有5o多万，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国民党守军就挨家挨户地去搜，去抢，三斤黄豆不嫌多，一斤高粱米不嫌少。

市民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活命粮被抢走，上前与之理论、争夺，却只能白白地挨拳脚和枪托。

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加上有人投机倒把，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

有家名叫裕昌源的酒厂，趁机把库存了3年的酒曲，以每斤6ooo元的高价卖了出去，委实了一笔横财。

可是，了霉的酒曲是有毒的，人吃后五六天从脚肿到脚脖子，半月后双腿就肿得不能行走了，有人挪出家门口倒下后再没有爬起来。

最让人揪心的是，有难民将喊饿的小孩领到胡同里，谎称给他买吃的，扔下孩子转身逃命去了。

他听人议论，这些扔孩子的大人原本不是那么狠心，皆因生活所迫，只好出此下策。

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开始还有气无力“妈呀妈呀”地哭、叫，尔后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奄奄一息蜷缩在那儿死去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有饿殍横陈。

这期间，他的父亲与他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随着时势的动荡，杂货铺也黄了，家中的粮食全被守军搜了去，幸亏父亲早有准备，将仅有的一点大豆秘密藏在院子里。

那个时候，他的大舅也聚到了我们家，五口之家仅靠炒点大豆勉强充饥。

几个个月下来，难民们饿得受不了，便成群结队地逃出城去。鉴于城内居民成分复杂，尤其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刚开始时，围城部队对出城者稍做审查即予放行，后来一律禁行，大量饥民滞留城外中间地带，国民党守军又不允再度回返，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围城部队现这一现象后，就下令在指定哨卡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

他的父母和大舅也在商议全家如何安全出逃，可是，祸不单行，他的父亲由于经年劳累，年轻轻的患上了痨病，即肺结核，长时间的饥饿和忧心，旧病复，又得不到及时救治，有一天下午，他的父亲握着母亲的手。

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他娘……你千万带他哥俩……回……山东……老家……”

说着，依依不舍地望了我们一眼，含恨离开了人世。

父亲溘然病逝，全家人像塌天一样乱了方寸，幸有大舅在旁一再解劝、催促。

“姐，人死不能复生。如今最重要的，是带着孩子们尽快逃离，再耽搁，恐怕走不成了！”

一句话提醒了母亲。

事不宜迟，次日草草埋葬了父亲，第三天下午，他们携带随身衣物、行李和仅有的几斤大豆，推起推车直向东郊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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