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倾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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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有意思了，当年神宗朝方田均税法施行时也曾遭遇巨大阻力，可这些阻力基本都来自地主、土豪、某些与朝中官员沾亲带故的地方乡绅。方田均税法因为测量田地严格征税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但并未对农民造成任何额外负担。
接着又相继废除市易法、保马法，然后又提拔了一名叫鲜于侁的官员任京东路转运使。在紧接着，把当时已经被贬到河东路的吕惠卿一贬再贬，连贬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鲜于侁是旧党，而且曾是司马光洛阳休闲群的群成员，哥儿几个曾一起在洛阳聚会交游。
而吕惠卿这就不用说了，新旧两党得罪过来一遍。可问题是，吕惠卿早在神宗朝因为背叛王安石已经被神宗外放贬谪，说难听点儿，神宗已经打过屁股了，你高后、司马光上台之后再接着翻旧账深挖，是不是有点儿过了？
高后和司马光展开的这一系列活动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儿，就是为了党争可以不顾底线，凡是旧党一律提拔重用，凡是新党一律打击到底。
在之前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新旧两派仅限于执政思想的斗争，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只要对方的政治理念有可取之处统统照常任用，根本不计较对方的派别。
但是从哲宗即位，元佑年间开始，北宋政坛彻底进入党同伐异的状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司马光的废新法行动执行了半年多，到了元佑元年（公元1o86年）二月，废除新法行动暂停，因为相蔡确回来了。
蔡确是个坚定地新党，而且一直追随王安石推行变法，从基层地方官做到谏官又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一路提拔上来。既然是坚定的新党那就有着跟王安石类似的性格，强硬。而且蔡确跟之前历届山陵使不一样，人家修陵任务结束了要主动提出辞职，蔡确不提，而是接着回来主持中书运行。
毕竟是相，相不在的时候司马光可以直接给哲宗上奏疏然后高后代哲宗同意接着下诏颁布命令，但相回来了，这事儿就不能这么办，哪怕宫里头高后哲宗再怎么支持司马光都不行。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一下宋朝的政令制度，因为之前朝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也有对抗，但总体上大家还是共同秉持一颗公心，不搞党争。可元佑年间开始不一样了，激烈的党争使得朝廷分裂严重，有时候政令的出就非常有讲究，谁来、怎么，这些都在反映斗争的走向。
凡大政方针要下达，必须是皇帝下诏，诏书分为两种，一种是严肃正规的，叫做制书；另一种是相对灵活的，叫做敕书。
制书又分两种，一种叫内制，由翰林学士在皇帝的授意下起草，然后直接布，一般用于后妃、亲王、宰相、枢相、三公、节度使这种高级人员的任命。本来在这个自留田皇帝是可以完全独断专权的，但得益于宋朝宽厚的政治环境，皇帝也不敢完全抛开群臣，比如仁宗想给张贵妃伯父封个节度使都被包拯喷了半天，最后也没封成。
还有一种叫外制，是除内制以外的日常国家大事，由宰相们授意，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顾名思义，就是宰相的直接下属，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叫中书舍人院，就在中书隔壁。
中书舍人编制一共六人，每个人都有起草诰命的责任。但由于这个岗位要求高工作重压力大，常常缺编，这时候就会有其他官员兼任其职能，就叫知制诰。
外制的布需要由宰相或皇帝先给知制诰一个大体意见，叫做词头，知制诰根据这个词头来起草外制的制书，然后由宰执们和皇帝共同签署布。
民主至上的宋朝给了知制诰一个特权，如果知制诰认为宰相们或者皇帝的意见不合理，可以不执行，把词头封驳。
真是民主到家了，在宋朝，无论是中书舍人还是其他官员任知制诰的，都是朝廷重点提拔对象，很多阁臣都曾当过知制诰然后继续升迁，按说在这个位置上把上级交办的任务做好那可定就是仕途坦荡，可就有很多强硬的知制诰就是认死理，不妥协。
比如富弼、王安石就都曾经封驳过领导的词头。后来的知制诰们有模学样，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任命的新党官员制书都给封驳了回来，搞得王安石最后急了去馆阁又挑了几个新党过来把知制诰统统换了一遍。
以上是制书的内制和外制，除此之外，就是敕书。敕书是由宰执们和皇帝商量好，共同签署不经过翰林学士也不经过知制诰就直接布的诏书，原本只是针对特殊情况，但在北宋中后期也大量运用，也成了布诏令的重要方式。
所有诏书的下，需要由一个机构来统一办理，这个机构前期叫敕院，中后期叫通进银台司，这个机构很有意思是归枢密院管，常常由枢密直学士任长官，在诏书的布的最后一个步骤，通进银台司必须再最后进行把关审核，如果现诏书不合理仍然可以封驳，管你皇帝宰相，命令拿回去重拟。
皇帝、中书、翰林学士、枢密院各有职权而又互相制约，看似腐朽的封建帝国其实有着极其科学的运行机制。
回到元佑元年，蔡确回朝之后，司马光就算皇帝支持班子成员支持也没用，因为蔡确还在中枢，任何制书、敕书蔡确不签字，那就是废纸。
身为新党核心人物，蔡确有着极强的个性，你司马光不是要复辟旧法吗？我回来了，所有诏令我一律不签字，你什么也办不成。而且我跟前任的相们都不一样，山陵使任期结束按惯例要辞任相，我就不辞职，我就要在中书待着。
蔡确不按常理出牌确实很让司马光头疼，但不需要司马光出马，对于蔡确这种出格的行为，谏官们先跳出来了，纷纷弹劾他山陵使任期内怠慢了神宗灵柩，护送灵柩途中还敢离开灵车睡觉不够严肃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小事归小事，谏官的意思就是你当相的就要守规矩，所有的小事放到相身上就是大事。随着谏官火力越来越猛，蔡确只好自请外放，高后正好顺水推舟，把蔡确贬出京城。
蔡确被贬后，司马光升任相，接着就提拔了旧党的吕公着、吕大防、李清臣三人进入中书担任副宰相，旧党的实力大增。可原本司马光以为将要顺利的废除掉其余新法时，却又有人站出来阻拦了。
枢相章惇反击了，极力反对司马光免役法的废除。
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这就有大量涉及枢密院管理的业务了，必须有枢相参与商议。蔡确被贬，新法接连被废，章惇知道，自己再不反抗就没有机会了，但章惇没有像蔡确一样跟司马光硬刚，而是跟司马光分析业务。
新党骨干们除了强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业务能力强，司马光对于恢复差役法的提议是全面恢复到熙宁变法之前的百姓差役方式，即每个人还按照之前定额当差，不再折成钱交给地方政府。
章惇上疏，当年免役法施行之前朝廷曾经专门对服役百姓进行过统计，按照每家每户的家庭构成进行划分，其中独子户、寡居户、妇女户等弱势群体免除服役责任，也不用交免役钱。如果要恢复差役法，那么反而又要加重这些弱势群体的负担，这就是恢复旧法的初衷吗？
面对章惇句句在理的奏疏，司马光完全无力对线，于是司马光找到吕公着，批评对方当上副宰相之后一直沉默不声，并告诫他，朋党之争，不是我们赢，就是他章惇赢。
司马光说辞虽然客气，但吕公着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在宰执集团对于免役法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新旧两党在三月的一次朝会上再次争吵起来，章惇逐条陈述司马光废免役法的不妥之处越说越激动。
吕公着这时候就反驳章惇，一心只想驳倒对方，却连一点儿宰执的严肃形象都没有，不像话。
像不像班主任批评你批评的不对，你反驳了，他却问你什么态度？
吕公着这话说的非常有水平，一句话引导了舆论，不仅高后也觉得章惇胡乱喷素质差，而且朝会过后谏官们也纷纷弹劾章惇心术不正道德太差，终于没过多久，章惇也被贬出京城。
接着，范纯仁进入宰执任副枢相，文彦博也回到宰执，新党被全部逐出宰执，旧党彻底胜利。
再也没有人挡路了，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下诏全面废除免役法。
没想到旧党内部居然有不同声音，诏令刚一下，旧党着名刺儿头、中书舍人苏轼第一个上疏反对。
说起来，苏学士离开京城已有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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