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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1]，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战派占了上风。
太后孙莼和郕王朱祁钰仍是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二人毫无主见，不知应该拒战还是求和。司礼监宦官以提督太监金英和秉笔太监兴安为首，二人都力主与瓦剌一战，坚守北京。孙太后遂勉强同意，并在金英、兴安的劝说下，将战守大任全部交给于谦负责。
圣驾蒙尘，敌势甚炽，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骚然若此。为了防止人心浮动，明廷严密封锁了消息，没有正式公布明五十万大军已在土木堡一带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但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残兵败卒络绎不绝地回到京师。京城的人们开始惊疑不定，流言纷起，私相传言。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走。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师形势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郕王朱祁钰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都急来京师，担任守卫。
当时通州官仓存有数百万石粮食，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运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担心被敌军侵夺，建议先行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将仓米充作京军一年饷粮，令军士自行前往通州领运进城。当时百官俸禄多以米支付，于谦由周忱之议得到启发，请命预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专门用以起运通州官粮进京。民间有车之家，能从通州运粮二十石到京师仓库者，即由官府发给脚银一两。
当然，正如兵部尚书邝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为了尽快募集兵丁，于谦更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二匹。
于谦当机立断，利用通州仓预支年饷一举，可谓随机应变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军将士受惠，而且也延缓了瓦剌也先进攻北京的日期。当时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也先打听到通州仓官粮已散尽，而京畿四周坚壁清野，备战甚严，觉得此去多难，便起了归意。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于谦又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火速赶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各地军兵陆续到来，北京局面安定了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升任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难以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明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正式诏告天下后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主持群臣集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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