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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插手解救施剑翘以后，上与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疏通关节，下与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邓哲熙院长联络友情，同时又在国民党内联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营救正在服刑的施剑翘。
在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下，国民政府中的不少政要皆表赞同为施剑翘减刑。在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1936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赦令下达后，河北省高等法院饬令天津地方法院遵照国民政府训令，当日宣布施剑翘赦免释放。此时，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
施剑翘被赦免走出天津第三监狱的大铁门后，孙家及孙部旧属对此均表强烈不满，有的部将甚至要拉队伍和国民党拼命，最后经内部讨论，大家都感到谁也不能推翻国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只有将满腹怨恨埋在心里。孙家和支持孙家的一方后来得知是冯玉祥从中为之出力，皆对冯恨之入骨。
孙家在这场官司中花费虽巨，亦没得到圆满的解决，眼看着女凶手逍遥法外，亦奈何不得，怨愤之余，惟一的心理慰藉就是厚葬自己的老人孙传芳。最后孙家出资16万元，在孙传芳生前在北平市西山卧佛寺侧畔购置的一块茔地建造一所孙氏祠堂和孙氏墓地。这项工程由程登科会同卧佛寺主持智宽共同承办，监工修造由程的盟兄何毓华负责。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孙氏祠堂和孙氏的陵墓全部竣工。1939年3月，孙传芳及其张氏夫人、周氏夫人均妥善得以安葬。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之后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3年病逝。
原来孙、施两家恩怨，社会各界并不了解，近经双方彰明事情原委，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死不足惜，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此乃情法之争，总的来说多数人已经站在同情施剑翘的立场上了，甚至有人倾慕“侠女”行为。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以为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但是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道：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
“报仇”在中国的旧习惯上多半是值得赞美的，何况是“为父报仇”，所以刺孙传芳的凶手施剑翘当然有资格上《民国烈女传》。不过我们所着眼的，倒并不是在这一点，对于施小姐的暗杀行为也不值得我们惊叹。她的父亲原来只不过是隶属于大屠户下的小屠户，小屠户为大屠户所杀，以及她的女儿“为父报仇”，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现在也许有人要用“春秋笔法”对双方褒贬一下，然而我们是没有工夫管这些闲帐的。就说这场血案，案情复杂，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但是却有一点小小感想的是：孙传芳不死于别墅或路上，却死在“佛教居士林”。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而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仆地成佛”了。他的姨太太们，同僚袍属们自然要痛哭流涕，引为不幸。我却以为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他不死在老百姓的法庭面前，却死在佛徒们的居士林里，他叫大家吃了一笔血的“倒账”，搨了一笔大便宜去了。孔乙己欠下了酒店的酒钱，记在粉板上，终于绝迹不见，对于这样的欠账，我们有时会感到一种哀怜；而对于孙传芳和他的同类们的“血账未清”，我们却只感到一种悲愤！
《观无量寿佛经》云：念佛一声，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而在事实上，有人能灭，有人未见能灭。其中差别，只在是否至心？虽然，无论何人，念佛皆有其益，至少能够减罪，并种下来世得度之善因，则无疑义也。
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六章阮玲玉：人言可畏香魂陨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25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30年代，也有追星族，而且痴心还远甚于今朝。
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一些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阮玲玉都把它们放在小藤箱。对于这些信，她从来都不嘲笑，也没有将其撕毁，只是好好的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这样的女子难怪万人痴迷。在旧上海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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