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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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