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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灵修真理法“三因”学说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自然全息因果律。根据现代“遗传学”、“微生物学”分析验证，“因果律”是一种全息性、隐态微观性，并具有全息遗传携带性的一种本源因素。本因若与内因、外因相聚合，即构成“三因”全息理论，传统上称为“全息因果律”。

“因”，不仅是生命产生的原因，当本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导致内因释放、显现、转换时，便产生所种下的善恶之果。这即是人生的祸福、正奇、善妖、苦乐的由来，也是人的世运盛衰的根本原因。所以佛祖曾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人生就是因与果的相续变化，是业与果在不同时空的转换。

“因”有善因与恶因，“果”有善果与恶果。善与恶、因与果是一对阴阳，相互为根，互相转换，广泛存在于生命现象中。善因生正果、生福根，恶因生恶果、生邪妖、生祸灾。人生的出生时空，荣辱盛衰，福禄寿夭，际遇机缘，都是自性因业的必然结果，是宇宙间铁的规律，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祸福、善恶、正邪等对待关系，皆是阴阳组成的因果体。

因果性质的转变，全由心神两个因素决定。此即前人所讲的“命由己立”，“福由己造”，“祸随心转，唯人自招”。人只要去恶从善，心心持正，念念为善，积善累德。修成正果之身，必然不会再有灾祸、妖邪等恶性因果的报应，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境地。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四句，是直指古之圣人善于为政之妙义。古之圣人不为“察察”之政，而为“闷闷”之治，其理比如“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就是“闷闷”之政的真正内涵。

“方而不割”，“方”者，徇规矩，不谋私，不妄为，心中方正无邪。“割”者，害也。“方”之太过，即变为“察察”之政，必害人民。圣人以方为体，以圆为用，外圆内方，方中用圆，圆中有方；随时顺理，因事致宜。不死抱其理，方中未尝不有圆；随遇顺缘，随宜入妙，不失大原则，圆中未尝不有方。凡事随机而定，灵活把握。不可执着于方，反而害方正之理；亦不可过于方，毫无变通之机，失其无为之政。此谓之“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廉”即清而不贪，洁而不染。“刿”音贵，剌伤之义。圣人清廉，一心为公，意在益民。常人惟知自守其廉，洁身自好，而不用其廉为政。圣人以化民为念，不以贪鄙为心。以廉洁之本立于心，以廉洁之德施于政。用之于民，体用两全。不执一隅之廉，而失其中正之理；不守一己之廉，而失却为政之廉。以廉用其理，以理用其廉，天下国家廉之实理同然。修之于己，不同流合污，廉洁自律，洁身净心；化之于人，则善而宽容。不以己之廉洁而自夸显人，不以己之廉而挞伐伤人。用廉之德，体用一致，有体有用。所以不伤为政之事，不因己正而害人。文中“廉而不刿”之义即如此。

“直而不肆”，“肆”，即棱角，用事急切太甚，令人难堪之意。圣人之德虽方直，但却能曲己而从人。以正处事，不失真常之理；以厚容处世，不苛察于人。此便是“直”之义。

为政者，贵在以己之直，化人以正；以中正之道，率人导民；以无私之为，面对百姓大众。己心无曲，才能导民为善；己身正派，才能化民为正。用直虽为正，但不能太过，太过则失中道。盛气凌人，自以为正确，固执己见，不察民情之实际，此便是“直”转成为“肆”。“肆”者，即任性放肆。只凭主观认定的死理，不审事机之变通。所以用直也要执中，不能太过，亦不能不及。若能用中正之道，天下之事未有不直者，国政无有不正治者。此即是“直而不肆”之义。

“光而不耀”，是说圣人理无不明，其德光无处不照，是以谓之“光”。圣人自身体性之光，能量极高，通明透亮，光达宇宙，可普照天下万物。但圣人不以己之光明无量，而生炫耀之心，是以谓之“不耀”。圣人的心德光明，朗照天下，天下人心之德性，万物万事之至理，种种皆明，样样皆晓。圣人之心与常人不同，常人心光虽微，却习惯于炫耀于人。

圣人之德光常含于内，尽性情之正，明天理之全，所以天地之事物无所不明，显微之造化无所不知。光中所显景象之元机，常人不能知；光中所化之法身，常人不得见。圣人养深积厚，达本穷源。其心光妙用极大，但用之却隐微。其自知之明，上符于天，下参于地，中合于人。众人却难知圣人之所知，难明圣人之所明。故太上以“光而不耀”而言之。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乃是太上见当时的在上者，过于以智施政，导致民不聊生，以致奇正相反，祸福无正，故直指为政之大要。这正是太上爱国爱民的深情厚意。在上为政者失于中道，在下者必然失于中道而受害。上下皆失中道，所以上不能行无为之政，下便不能复性理之全，互相颠倒，互相错乱。或正复为奇，或善转为妖。这都是因为世人离道已远，迷之日久，故颠倒无所不至。

太上生爱怜之心，所以在文中反复叮嘱，一是为了救民之迷，恢复人民的天德本性。二是为了挽回天下，使为政者修无为之德，造福天下。由此可知，太上深有寄望于天下后世殷切之心。

中正之道是天下之大本，万法之元宗。修真者得其中，道无不就；治国者得其中，国无不治。坚守中正之道，容不得一毫机巧之心，容不得一丝人欲之私。但有取巧之心，即生偏邪；但有欲心私念，即失中道。中道之理，就是无太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恰当好处，适可而止。

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只是全此中正之道；上仙之得其道者，亦只是得此中正之理。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中正之道。倘若不然，一失其中，祸辱之事未有不至，逆乱之事未有不生。在上者，必失信于下民；在下者，必以狡诈对付于上。如此，世道日衰，国君日昏，民心日诈，世风日败，国所以更难治也。为政者果能不徇好恶之私，不立“察察”之政，厚爱百姓，施德于民。以中正之道修之于己，治之于世，而世即可无所不治，天下即可无所不正。

本章还表达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以祸与福、正与奇、善与妖等相互转化、相反相成为例，再次说明“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万物负阴而抱阳。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的关系。阴阳的冲突相摩，使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灾祸紧邻着幸福，幸福潜伏着灾祸；正可以转变为奇，善良可以转变为妖邪。变化的根据在本因，变化的转机在于心。心存中正，则福善临门；心存偏邪，则奇祸随身。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阴阳相易，福祸相倚，成败交替，没有定向，惟由一心而系之。因世人离大道太久，“人之迷其日固久”，所以不解自然大道规律，糊涂一生。只知“祸从天降”，岂知人的命运走势，全由自心的正邪善恶而决定。

长生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啬。】

“治人事天”，即人君治国理民。治人之道，即事天之道，天人本一气，治人即是事天，事天即是治人。天道看似甚远，但实际上却寓于人道至近之中。天道在人心，所以太上有“观心得道”之论。能尽人事，即合天道。治人之道唯在以安民，民治则心与天合一道。

治国治人者，当先正己，以己之正心正民之心，使天下人明晓道德大义，各遂其生，各复本性之明，此便是“治人”之道。

心不愧对天赋之命，不逆天德之理，存心养性，敬天之德，顺天道规律行事，不违背自然规律，便是“事天”之义。

“莫若啬”，“啬”音色。古称农事为稼穑，民以食为天，其要在于重农务本，教民稼穑为先。啬事既治，则衣食丰足，乐业安居，民富国强，则人心自安。

“啬”又有节俭、少欲之意；另有贪之意，形容人自私小气为“吝啬”。

“莫若啬”，在这里是说为政治国者，当爱惜民财，节俭朴素，不尚奢侈；治身者当贵精气，不纵欲放逸。“啬”字用于修真，就是要去私俭欲，敛心静神，不妄为一切逐物丧真之事，不妄耗精气神之功，此即“若啬”之义。

治人之道，若单施刑政法度，民虽惧其威，治者虽有功利于天下，虽以智巧政令治理国家，亦能奏效于一时，但因天理不全，道德未备，人心不正，天理不明，欲治人，反而不能根治；欲治国，反而不能久持，此皆是治人者未“啬”人欲，失之于德的偏差。

古之道德纯粹，己之心即可融合于太极整体；己之本体，即可合于无极大道。精神自然远大，德力自然无穷。天体宇宙虽高广，我之精神自然可以上达；天下万物虽多，我之德性场能，自然可与其心感通。不修于己，怎能于于人?不能做一个有德之人，怎能尽人事?不能尽人道，何能尽天事?

修道之人，塞兑闭门，啬俭精神，举手投足，出入行藏，不愧于心，视听言动，不逆天理。此便是事天之要道。果能克去私欲识心，广积德善，此便是治人之要道。

修真者尤要虚其心，大其志，鼓其神，立德立功，修性修命。

【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

此数句接续上文，又复言“唯啬，是谓早服”。预先行持修心修德，谓之“早”；“服”者，有摄取、服从、佩服等义。心身佩服道德，诚心不疑，修之不辍，分秒不离，此谓之“服”。

人自降生之初，物欲未萌生之前，天命之性本自纯真，本无欠缺，天真无邪，全然先天用事。若能在物欲未生、先天未损之时，即存诚育志，颐养天性，辅以进修之功，防其后天心念之接续，去其人欲之私，感物而不妄动，则天德本性之体，即可朗然光明，先天智慧即可自然显露，此即是开源节流的“啬养”之功，亦是“早服”之先机，积德之大本。养德于人未成年之初，这是精神全备之基础。

“早服谓之重积德”，人能修德于物欲未萌之先，并能从此处预先下手，时时佩服道德，刻刻潜心修善，自能养深积德，得道入真。如此，则天地之全德，即可与己之天德融汇无间；天地之至理，即可与我之心性圆通具足。所以修心进德，皆要把握住物欲未动之前，最宜啬养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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