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李璮叛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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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充满神秘与动荡的126o年，辽阔的蒙古帝国疆域上，两位雄鹰般的王者—忽必烈与他的胞弟阿里不哥，同时展开了对汗位的争夺之战。他们都宣称自己才是传承正统的合法领袖，各自身后站着庞大的权贵阵营。常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可在这一刻，蒙古帝国的天空中赫然悬挂起了两轮耀眼的日头，由此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王位激战，兄弟阋墙，战火连天，蒙古草原被残酷的争斗席卷，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时光流转至1262年初春的一个黎明，正当这对兄弟在帝国心脏——哈拉和林城外酣战不止，无数生命化为尘土之际，一道石破天惊的消息穿越烽火狼烟，传至他们的耳边：远在东方山东的驻军将领李璮，居然在此时揭竿而起，公然反叛！这一变故犹如晴天霹雳，为已然混乱不堪的局势再添一层阴霾，也让这场汗位争夺战的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当那震惊帝国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兄弟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各自揭示了他们迥异的心机。
忽必烈闻讯脸色骤变，痛苦地拍打着胸膛，对着身边的亲信哀叹：“哎呀，谁能想到李璮那个看似忠诚可靠的大个子，竟然会反戈一击呢？这不是明摆着给我扇耳光吗？”他的话语中满是对背叛的愕然和愤怒。
而阿里不哥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听到李璮反叛的消息后，非但没有忧虑，反而欣喜若狂，甚至兴奋得手舞足蹈，对着部下们嚣张地笑道：“你们瞧见了吧，我就说了嘛，汉人终究不可全信。我的预见没错吧，这才是老子的战略远见！”阿里不哥的笑容中透着得意与嘲讽。
为何同样的事件，两位兄弟会有这般天差地别的反应？解开这个谜团，就要追溯到蒙古推行的“汉化”政策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权力交接中，成功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宝座，成为第四任大汗。那时的蒙古铁骑已经牢牢掌控了淮河北岸，南下叩关宋土的趋势已然箭在弦上。蒙哥大汗，这位沉默寡言、自律严谨、智慧过人的领导者，以其独特的政治手腕和精准识人的眼光，稳稳地驾驭着帝国的航船。
甫一即位，蒙哥大汗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将至关重要的漠南汉地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二弟忽必烈。忽必烈，这位在各方面均有过人之处的亲王，其战略目光之深远，甚至越了哥哥蒙哥。
蒙哥胸怀壮志，对现有的疆域并不满足，他的目光投向了富饶而又抵抗顽强的南宋，企图一举终结南宋王朝的存在。忽必烈深知兄长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军事征服的问题，更严峻的是人口数量的悬殊对比：蒙古人与汉人的比例约为1比3oo，这意味着即使蒙古士兵骁勇善战，以一敌百，能够凭借十五万铁骑横扫欧洲大6，使得欧洲各大军团闻风丧胆，但要想彻底征服并有效治理人数众多的南宋，绝非易事。
的确，占据土地相对简单，然而如何在占领之后维持秩序、稳固统治，才是蒙古帝国面前的一道巨大难题。究其根本，就在于蒙古人口基数相对于广袤疆域和大量汉人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无疑为未来的征服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充满挑战的面纱。
事实上，在历史的迷雾中，蒙古铁骑虽然曾踏破东欧各国，但就像一把利剑插入陌生土壤，因未能在当地深深扎根，建立起坚固的政权堡垒，转瞬之间就被欧洲人的反扑浪潮淹没，被迫终止了那场声势浩大的西征之旅。
相较之下，南宋与蒙古之间的地理距离虽短，后勤供给几乎不成问题，然而蒙古人明白，即使可以轻易跨越山水，但如果不能在南宋的土地上确立稳固的统治根基，所有的胜利果实都将如梦幻泡影，难以持久。
这其中的棘手在于，汉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语言壁垒，书写方式各异，且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天差地别。蒙古骑兵或许能一时征服汉人的土地，但如果得不到汉人内心的认同与归顺，就如同在繁华之下掩盖了一颗定时炸弹，其潜在危机堪忧。
鉴于人力有限、文化差异犹如天堑，明智的统治者不得不调整战略，采取“以汉制汉”的手段，借助汉人士族的力量来维系统治。同时，这些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深入了解并接纳汉文化，才能在治理广袤中原时游刃有余，不至于让看似唾手可得的江山变成一盘无法驾驭的乱局。
当然，在蒙哥大汗主宰全局的岁月里，身为副手的忽必烈就像是在未知水域中摸索前行的探路人，小心翼翼地尝试着“以汉治汉”的初步改革实验，力求在悄无声息中铺垫变革的道路。
时光流转至1259年，随着蒙哥大汗的突然离世，忽必烈脱颖而出，坐上了汗位。此刻，他不再受限，而是决心要全力推动那个曾经小心翼翼探索的“以汉治汉”方针，使之成为宏图霸业的基石。
为领悟并掌握汉人治国的精髓，忽必烈行动果断，立即着手广泛招揽华夏各地饱学之士。起初，那些儒家学者们心存戒备，犹豫是否要投身于这位异族君主麾下，毕竟双方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相互之间缺乏深入的理解与信任。为化解这些顾虑，忽必烈施展了全方位的策略，除了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坚定地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实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
在忽必烈的精心布局下，他慷慨地给予投诚的汉族知识分子极高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甚至不惜赐予豪华马车、豪宅，连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都列为皇家专享，极力展现其对人才的极度渴望与尊重。这种真诚之举犹如滴水穿石，渐渐打动了众多汉族智囊的心，一时间，诸如商挺、姚枢、刘秉忠、许衡、郝经、王文统等名儒和策士相继云集，纷纷投入忽必烈的帐下。
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影响与精心擘画下，中原地区的汉人世侯领袖如史天泽、张柔、严忠范、董文炳、郑鼎、汪良臣、刘黑马、李璮等人也逐渐归附于忽必烈麾下。他们运用汉地传统的治理方式，妥善管理中原，成效显着，民众生活得以改善，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原大地焕新生，农业生产恢复，经济逐步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稳定而繁荣的中原地区，成为了忽必烈新政的典范，大大提升了他在民间的声誉和威望，进而为他与对手阿里不哥的“伪政权”对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民心基础。早在蒙哥大汗在位时期，忽必烈就已经掌控了中原地区的最高行政权，数年的深耕细作，使中原变为他稳固的后盾和有力的筹码。
一场突的变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那就是忽必烈倚重的汉将李璮的反叛，此人曾是忽必烈“以汉治汉”策略的典型代表，他的背叛使得忽必烈的声望遭受严重冲击，也令世人对忽必烈的治国方略产生了质疑。
李璮，一个出身潍州北海（现今山东省潍坊市）的枭雄，其父乃金末动荡时期的山东割据势力脑李全。尽管身为汉人，李全却不关心民族大义，只顾固守自家领地，在蒙古铁骑南侵之际，他选择了明哲保身，避而不战，这一举动恰恰迎合了蒙哥大汗的策略，也因此获得了信任，被任命执掌益都（古称青州）行省的大权。
公元1231年，随着李全的溘然长逝，李璮顺理成章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权杖。无论是蒙哥还是后来即位的忽必烈，都对李璮寄予厚望，并通过联姻手段进一步拉拢他，将赤斤后王塔察儿的胞妹嫁给了他。
忽必烈登基后，更是极力拉拢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汉人将领，授予他江淮大都督的显赫职位，期待他能成为自己在南方战线上的重要臂膀。然而，李璮对此心怀算计，他并未真心归顺忽必烈，亦不认同蒙古帝国的统治秩序。
这一切并非源自李璮的轻狂自负，而是基于现实政治格局的深思熟虑。益都作为战略要地，恰好位于蒙宋两国对峙的咽喉地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使得蒙古高层不得不对其格外优待。李璮巧妙利用这一点，夸大南宋的军事威胁，以此作为杠杆向中央朝廷索取更多权益，实行一种类似“空城计”的策略，表面强化防御以应对敌人，实则借此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元史·李璮传》记载了他的这一系列“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
李璮的野心犹如火焰般熊熊燃烧，每当有机会与南宋正面交锋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挥师向前，不过他的真实动机并非单纯的民族荣誉或忠诚，而是借机扩张自家的地盘。一旦得手，比如那次他攻陷了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地区）在内的四座城池，他就立刻以此为谈判筹码，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近乎敲诈的要求：从东平等路调配战略物资支援他的军队。
要知道，满足李璮的要求代价高昂，每运送一石粮食的成本竟高达粮食本身价值的十倍之多。然而，鉴于李璮所在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朝廷即便咬紧牙关，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这笔巨额的开支。
这样一来，李璮更加肆无忌惮，越觉得自己不可或缺，对大汗的权威也变得无视起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仿佛整个帝国都在他的手掌之中。
在蒙哥汗的时代，朝廷屡次向李璮出调兵令，但他却玩弄心机，每次都找借口拖延不去，一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嘴脸。
126o年，忽必烈汗急需李璮的七八万精兵援驰北伐前线，然而李璮却以抗宋为由，不但自己按兵不动，连一个军官都没派去，可谓“既不上阵杀敌，也不派一兵一卒”。
更有甚者，忽必烈汗返京后，各方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唯独李璮推诿政务繁忙，迟迟不见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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